我们今天面向未来，处在空前的产业变革迭代期。跟我们的前辈相比，中国的产业现状发生了一些大的变化，1978年改革到今天，有四个非常熟悉的中国经济发展红利已经逐渐丧失掉了。
全球化
从1945年二战打完以后，人类就在想能不能以后不打仗了，能不能用经济的方式消除贫困的悬殊？为此，除了在政治上成立联合国以外，还建立了很多经济组织，比如IMF、WTO和世界银行。
也就是从那时起，工业文明进入全球化时代。1964年麦可卢汉说“今天的地球已经很像一个地球村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信息化革命崛起，世界被进一步推平。二战以后直到今天，人类经济的变革史基本上是工业文明的全球化和信息化所推动的全球化的结果，中国是这一轮全球化中最大的获益国。
但是这两年我们发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数据显示，全球贸易流动量在2008-2016年的9年中增长幅度是零，几乎没有任何增长。而且过去两三年里我们看到各个国家的民族主义情绪、极右情绪、种族情绪开始抬升。
去年大家看到两个大的“黑天鹅”事件：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今年举办的荷兰大选、法国大选、德国大选，都弥漫着非常激烈的民族主义情绪。
中国制造
中国的改革开放始于1978年，明年就是改革开放40周年，在这40年里，中国奇迹基本上由两个部分构成，一是制造业的奇迹，二是信息化革命带来的奇迹。中国制造的奇迹依托于两个优势：
一是成本和规模优势。
我们的劳动力成本、原材料成本、环境成本、税收成本，都是占优势的；而在规模上，我们营造了一个又一个全球最大的产业工厂，从牛仔裤，到鞋子，到汽车，中国的汽车产销量在2009年超过美国。
二是互联网优势。
今天的中国是全世界谈互联网商业模式创新最好的地方。互联网模式的崛起建立在人口红利上，中国大量的人口成为互联网用户。一直到今天，中国互联网人口的平均年龄比美国年轻10岁，在互联网的意义上，我们是更年轻、更感性的国家。
但是今天我们看到所谓“中国制造”的红利已经结束了，因为“中国制造”的成本优势和规模优势已逐渐丧失。我们在广东地区看到大量的工厂外迁，要么迁移到东南亚，要么迁移到中国的西部和内蒙古等地，因为我们的劳动力优势、土地优势、原材料优势都已丧失。
互联网
互联网（包括移动互联网）整合的平台、流量和人口红利，是第三大红利。中国是全球风险投资最活跃的国家，大概有1.2万家风险投资企业，每年有将近万亿的资金投资到这个领域。但2016年互联网领域几乎没有投出过一个独角兽产品，大部分投资都进入到新的行业，比如文化行业、新技术行业等等。
我认为中国所有的产业中最没有泡沫的，大概就是互联网。2014年我在广东跟广东省共青团一起参加活动，共青团告诉我一个数据：说2014年广东省的大学毕业生创业，90%在送外卖。2014年正是中国O2O最热烈的时候，大学毕业生，无论是英语专业、化学专业、还是物理专业，出来创业都是送外卖。
但我认为互联网商业模式的创新，在今天没有机会了。互联网变成了所有行业的基础设施，创业会越来越依赖于内容和技术等领域的创新。
非均衡战略
过去很长时间里，我们国家实行东南沿海优先发展战略，但是今天中国的东南沿海，无论从城市化规模、产业还是消费来看，都已经饱和，大量的产业向西部、北部转移。2016年房价上涨最快的不是北上广深，房价涨幅第一名是合肥，第二名是郑州，第三名是武汉，第四名是厦门，第五名是深圳。
中国资源投入向西部和北部地区聚集已经成为一个新的国家级战略，在改革开放39周年的2017年，成为梦想家，成为停不下来的一代的我们，真的很可能进入到一个新的时代。
这四个红利让中国走到今天，由全球第八大经济体变成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是过去的39年是激荡的39年，同时也是充满破坏性的39年，也破坏了一代人的身体。
中国很多50后、60后、70后的朋友们赚的钱，未来可能都需要重新补充回我们被彻底败坏的身体。能保持非常好的心态和身体的，在我们这一代人里是少数中的少数。而且这一代人很糟糕的是他们觉得牺牲自己的身体健康、时间和家庭去创业是一件特别骄傲的事情。
面向未来，当所有红利终结的时候，原来的成长发展路径、资源配置能力，生存方式和人对自我的认知，我们都需要重新反思和检讨。延用过去的“成功之道”，可能没法走得很远。
面向未来，我们还是会看到客观发展的基础性红利。这些红利的实现需要每一个人重新认识我们跟商业、金钱、消费者、时间这四个方面的关系。我把这些新红利概括如下：
新中产红利
中国面向未来一个非常大的空间是新的中产阶级的崛起，这是最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中国长期以来是面向广大的无产阶层的，中国的制造能力、消费模型都是面向无产阶层完成的。
但是最近这几年，特别是2015年以来，中央政府提出“供给侧改革”的“十三五”规划战略以后，中产阶级的崛起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从今年算起，再过13年，就是2030年了，到了这一年中国会发生几个很重要的事情：
一是中国会替代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这是一个大概率事件；
二是中国70年代人集体进入60岁，中国社会将进一步老龄化；
三是伴随着城市人口达到9.4亿左右，中国将出现大概3亿到3.5亿的中产阶级。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它是美国人口的总和，它还相当于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韩国等六国人口的总和。
什么叫做中产阶级？中产阶级会认为自己是这个社会的中坚力量，同时认为自己所有的财富来自于职务性收入和理财性收入。他对资产的理解会远远大于前面那一代劳动者出身的创业者，他的时间分配同样区隔为职务性时间和非职务性时间，就跟他的财产分配是一样的。
中产阶级崛起的时候，这个国家的文化消费、奢侈品消费，跟生活质量、跟审美有关的消费将大幅度提高，它会彻底改变中国的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
新工匠红利
我认为互联网的红利到今天彻底吃完以后，产业力量重新回到制造端。做空调、做服装、做任何产业的人都曾经被互联网冲击，信息流彻底被屏蔽，我们不得不利用互联网的平台和流量分发跟消费者重建关系。
但是当今天互联网成为基础设施，当几乎所有互联网工具免费化以后，能力回到制造者手上，而这批制造者区别于三十年前靠成本和规模优势竞争的制造者。
近两年我去了很多制造业企业，也开过千人级制造业转型大课，几年来我在实体产业中的观察，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体会，我认为面向未来新的中国制造将不属于那些大型企业，而属于那些中小型企业。
大企业的能力将被瓦解掉，而那些具有工业设计、产品定义能力、人格化能力的中小企业会成为中国未来产业转型最主要的能量，我们把他们叫做“新工匠”。今年的全国“两会”上，第二次提出要在中国推动新工匠建设，这部分人非常年轻。
我看到一个景德镇女孩把《天工开物》说的景德镇瓷器72道工艺，精简为32道；一个做漆器的小伙子，打破中国漆器六千年传承的深褐色定律，创造出年轻人喜欢的“马卡龙”色漆器。
这部分人会成为未来中国产业升级和消费升级最重要的驱动力，他们拥有新的审美，拥有新的工艺，用新的连接方式实现匠人和消费者之间的连接。
新技术红利
1980年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曾预言人类将告别工业革命的第二次浪潮，进入以信息化革命为主的第三次浪潮，在这本书中他提出大数据，提出跨国公司，提出人从8小时写字间里走出来，成为自由的知识人。
1980年到2017年，随着互联网红利的结束，实际上意味着托夫勒所说的第三次浪潮在人类历史上的彻底终结。信息化对产业进步和全球贸易的推动在今天彻底结束了，当人类继续往前走的时候，就需要能量的供给。
所谓第四次浪潮也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虚拟现实、基因革命、新能源、新材料，这些东西跟所有行业有关，跟汽车、跟服装、跟慕思床垫都有很大的关系。
所有的产业变革都不再是信息不对称的变革，而是重新回到产品本身，包括我这样的写作者，如果不进步，我们的写作能力很可能被会写新闻稿的智能机器人代替，甚至写作本身都会被代替。
新居住红利
今天中国仍然处在城市化进程中，到2030年，中国有9.4亿人口居住在城市，中国的城市化率才刚刚超过70%，我们的城市化率每年以1%左右的速度在不断增张，人口继续向大中型城市聚集。但同时人口又会以散点的方式向中心城市周边的城镇和小镇散布，随着老龄化人口的出现，中国的50后、60后、70后人口会向更适合居住的中国南部地区进行候鸟式居住。
这些变化会造成面向未来的城市化，就是每一个城市的投资价值和居住价值会呈现几何级增长，就像我们今天在美国、台湾、日本看到的一样，东京的房价非常贵，东京以外的房价以几何级的方式往下跌。
中国超级城市的规模会越来越大，5万人左右的小城镇、产业园区会得到极大的发展，新的居住空间、特色小镇、养老产业未来会成为中国创业的新空间。
以我们所见，中国仍然是一个被发展、成长所困扰的焦虑的国家，每个人晚上要睡一个好觉还是需要非常好的心理调适和生活安排。
其实我年轻的时候睡眠很差，习惯晚上八点钟开始写作，后来强迫自己改变作息习惯，我从30岁以后晚上不工作，把时间憋到白天写作。
现在的我能够深度睡眠7个小时以上，而且一年几乎不做一到两个梦。睡眠是第二天工作非常重要的前提保障。我们需要理性创业，以好的睡眠来调节自己，以更好的状态抓住新的机遇。
2017年中国已经进入新的发展时期，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地区、每一个个人仍然通过破坏、透支的方式获得发展的可能性越来越小，所以我们一定要对环境好一点，对员工好一点，对我们的朋友和亲人好一点，对自己好一点。
最后用尼采的一句话来结束我今天的演讲：那些即将消灭我们的东西，将使我们变得更加强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