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冬天的一个中午，杨丽坐在自己的小店门口，吃着盒饭。这家位于上海兴旺服饰市场的六七平方米小店，已经不兴旺好多年了。和它并排的十多家店铺里只有零星的三两家还开着，顾客寥寥无几，其他都是卷帘门从头拉到底。
杨丽守着这家小店已经十多年，七八年前市场里每天熙熙攘攘地挤满了人，这番情景仿佛还在眼前。而如今，早年跟杨丽一起做服装生意的老邻居们几乎全走光了，有的搬到了别处，有的改了行。
彼时，在北京，著名的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简称“动批”）的疏解工作已经进入收尾阶段，11月30日，动批最后一家服装批发市场东鼎商城也闭市了。至此，动批地区11个批发市场和1家物流公司全部完成关闭，动批成为历史。
而曾经为全国其他服装市场提供货源的广州服装批发市场，除了名气最大的白马服装市场、红棉服装市场等少数几家经营尚不错外，其他小市场也在苦苦煎熬中。即便是白马服装市场，其租金和往年相比也不可同日而语。
包括兴旺所在的七浦路服装批发市场在内，这些传统服装批发市场，此刻都面临着寒冬的考验：活着还是就此消失；而活着，要怎样才能摆脱困境？
黄金时代年入数百万
在上世纪90年代，淘宝还没有诞生时，各地的服装批发市场是服装流通的最重要平台。广州作为制衣企业最集中的城市，诞生了以白马、红棉等为代表的批发市场，为全国其他服装批发市场提供货源。上海作为南北交通枢纽，毗邻火车站的七浦路则成为辐射华东地区的集散地。
上海的七浦路服装市场最早兴起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刚刚改革开放，“那时交通不发达，南边的衣服到北方去，上海成了中转站”，在七浦路一家市场工作了十多年的卢强（化名）介绍说。
2000年前后，在“马路入市”政策号召下，一批来自浙江温州、福建等地的商人买下了七浦路的地块，前后建造了12个服装市场。以河南北路为界，东面属虹口区，有两个市场；西边的10个市场属原先的闸北区（现在的静安区），总建筑面积30多万平方米，一度汇聚了七千余家服装店铺，上海周边的江苏、浙江，乃至安徽、山东等地的服装零售商们都是七浦路的常客，外界估计七浦路区域一年服装交易额最高曾达到50亿元。
十多年前，七浦路被称为“cheap road”，是人们的淘宝胜地。
樊德贵是七浦路市场资深的老板之一。作为上海本地人，樊德贵家的老房子就在七浦路上。上世纪90年代，尚在外企上班的樊德贵将七浦路的店铺租给别人卖服装。“那时一年的租金是十多万，但他们卖服装一年挣的比这个多很多倍。”
于是，看得眼热的樊德贵辞掉了工作，决定下海一博，转行服装批发。新七浦市场2001年开业，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樊德贵一口气拿下了10个铺位。
“那时好像什么都能卖掉，做服装也不需要什么眼光。”虽然此前并未接触过服装行业，但樊德贵的转型异常顺利，“周边都是做服装的，耳濡目染我也知道他们在哪儿进货，去了广州住到酒店，大家一聊，还能互相介绍货源。”当时的服装市场采用代理制，樊德贵跟着外地同行很快拿下一些服装厂的上海代理：“2005年是巅峰期。”
“不用担心卖不掉，就是担心抢不到货。”樊德贵回忆说，那个时候自己每天都蹲点广州负责抢货，店铺从早上四五点钟就开始发货，“上午9点钟基本就可以打烊了。”他每天每个店铺的流水至少有一两万元，而且利润可以达到30%。
“一些老板确实赚到很多钱！”卢强见证了市场最兴盛的时候。十年前，七浦路的老板们每年可以赚上几百万元。去年，新七浦市场四楼的店铺公开出售，一些大铺的总价超过千万，业主一次性就能付清。
“最恨的人是马云”
2008年，淘宝B2C淘宝商城上线；2009年，双十一购物狂欢节诞生，如今已经发展成为最重要的购物节。今年双十一当天，天猫、淘宝总成交额1682亿元，毫无悬念的再刷新纪录。
而另一边，七浦路的生意开始风光不再。
樊德贵这些年已经将10个铺位陆陆续续卖掉了8个。2008年，他感觉女装营业额开始下降，于是将最后两个女装铺位也租给别人，自己在市场五楼租了一个铺位做男装。“相对女装来说，男装销量不高但利润高，款式翻新也没那么快，不用蹲守广州，也不用担心库存积压。”
最近几年，樊德贵对自己的服装生意不再怎么上心，“不太想做了”。
五楼的男装主要由妻子在打理，挂职上海新七浦市场商会会长的樊德贵，现在大多数时间都呆在商会办公室里接待来客，顺带看看股票。“生意好的话，我到店里帮帮忙，但现在也没有这个需要。”
男装生意本身就不比女装热闹，加上大势不佳，现在一天最多也就几千块的流水，基本是零售为主。“这是个夕阳行业，二三十年前（服装批发）就是这个模式，现在还是这个模式，没有变化，现在赚的是辛苦钱。”樊德贵笑着说，他的孩子也没有继续从事服装批发的生意。
萧条的不仅仅是兴旺服饰市场。“以前七浦路一天的客流量可能有10万，现在，五六千吧。”卢强说。
早年清早6点半已经开业的市场，现在到了上午10点才开始苏醒。
在占据最佳地势，距离天潼路地铁站最近的联富市场，只能偶尔见到三两顾客。联富去年刚刚重新装修，今年8月重新招租，虽然八九平方米的店面一年租金已经降至10万元，但目前尚有近一半的铺位未能租出。
而在不远处的白马高级服装市场二楼，不少店铺已经沦为仓储。
七浦路也曾试图转型做线上，但并不成功。“他们已经习惯了做批发，做电商还要花钱请人做页面，做客服，这边商品刚挂到网上，说不定回头就已经被别人拿货拿走了。”卢强所在的市场也有一个线上交易平台，但现在交易基本已经停滞。
淘宝的诞生不仅抢了零售生意，还摧毁了樊德贵们的代理生意：“厂家还要什么代理，自己开个淘宝店，自己发货了。”
“七浦路老板们最恨的人就是马云。”卢强笑着说。
一方面是电商冲击，另一方面是市场被分流了。“现在各地的市场太多了，杭州有杭派，武汉有汉派，常熟依靠工厂也建立了批发市场，深圳现在有些更高端的服装批发市场。”一名上海的服装店老板说。而近邻上海的杭州和常熟两地，因为自身有制造产业链支撑，成本更加低廉，加上当地政府的支持，近几年批发市场反倒发展很快。早年从樊德贵那里批货的江苏、浙江、安徽、山东的零售商们，现在自家门口也有服装批发市场，再不用跑到上海来了。
皮革之都的双重烦恼
在距离上海西南100多公里之外，中国皮革之都海宁也有着和七浦路一样的烦恼。
已经在海宁皮革城工作了十多年的宋小姐，说起现在的生意，一脸的抱怨：“周末人是多一点，但是买的人还是少。”而在五年前，“那个时候一天可以卖一百多件皮衣，来的人都是要买的，现在来的人，看的多买的少，你看他们……”
说着话的时候，两个男顾客走进店，他们之前看中了一件3200元的皮衣，还价1300，宋小姐没再搭理他们。“现在出货慢，价格还很烂，旺季一天能卖个十多件已经不错了，以前一件男式单皮衣能卖1500-1600块，现在大概只有那些有牌子的能卖到这个价，其他都是八九百块钱。”
生意不好，在皮具箱包批发楼里的张阿姨也有同感。作为2005年从老市场一起搬迁过来的业主，张阿姨享受了皮革城物业的租金优惠，但她和老伴现在懒得对生意再投更多精力，“生意好的时候我们有五六个100多平方米的仓库，现在一个仓库都不用了，店里倒腾一下就行，我们再做做嘛，就准备退休啦。”
裴爽是2004年海宁皮革城对外招商引资时，从东莞来到这里的。她开玩笑地说，“我是看着它（皮革城）从小到大，现在……快到从大到无了。”今年，为了节约成本，她不再为顾客提供免费的包装袋了。
店铺的租金行情是市场生意的晴雨表。
李继鸿在海宁开了一家皮草工厂，在皮革城也开店，但现在他大部分时间都不在海宁，而是为了销售奔波在各地。他对租金变化体会挺深：“五年前，100平方米的店铺租金要200万以上，现在四五十万就能拿下。以前天南海北的人坐飞机、坐火车去海宁买皮草，现在一个电话或者微信，加上快递就能搞定，去市场的人越来越少了，有的时候店里的员工比顾客还多。”
裴爽觉得海宁皮革城生意不如五年前，跟海宁皮革城自身去全国各地开批发市场有关。海宁皮革城于2009年开始在全国扩张，目前已经在辽宁佟二堡、江苏沭阳、河南新乡、四川成都、湖北武汉、黑龙江哈尔滨、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等地建有连锁市场。
“蛋糕都给分没了。”裴爽说，刚开始海宁皮革城去外地开分市场时，作为批发商的她很开心，“我们等于是跟着去吃蛋糕。”可是当市场越来越多后，她发现不是那么回事了。
“我们到了外地市场，也需要投入人力财力，但投入和产出并不成正比。”现在，虽然她底下的代理商数量增多了，但批发总量却不增反倒减了。“譬如说以前我有10个代理商，他们每年一年卖300件，现在有30个代理商，但每人一年只能卖100件，代理商生意不好做，就慢慢退出，那我的总量也就下来了。”
作为海宁皮革城的开发商，海宁皮城（002344,SZ）的业绩也明显受到市场的影响。刚刚发布第三季度财报显示，当季营业收入为3.44亿元，比同年同期下降22.4%；净利润为4789.13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54.12%。海宁皮城此前在中报中称，今年上半年物业租赁及管理实现收入5.92亿元，同比下降16.91%，原因是“为维护成熟市场的繁荣稳定，让利于商户，部分市场商铺的租赁单价局部下调所致”。
十字路口上的服装城
以刚刚关闭的动批来说，有数据显示，最热闹时，动批年营业额达到两百多亿元，日均客流量超过10万人次。而如今的动批市场日均人流量不到1万人，加上自2014年北京市执行《新增产业禁止和限制目录》以来，动批市场内商户两年多保持“零增长”。
而动批所以被整体搬迁，主要原因还在于其作为物流和集散中心的定位，已经对北京的城市环境造成负担，与北京城市环境治理出现冲突。
和已经上市的海宁皮城、已经撤离的动批相比，地处上海市中心的七浦路服装批发市场，何去何从更加迷茫，它也比以往任何时候和周边显得更加格格不入。
七浦路区域属于静安区苏河湾核心区域，毗邻高档楼盘华侨城苏河湾，往南是全球顶级酒店宝格丽酒店。而七浦路上的大多数市场，仍然保留着十多年前的破旧、脏乱形象。
“拆迁，十年前就说了，”每个七浦路人现在对拆迁已经没有任何恐慌，“拆不掉。”拆不掉的原因是，七浦路的十多家商场，大多数以小产权为主。以新七浦市场为例，刚开业时，大部分店面已经出售，去年四楼最后一批店面也出售给小业主。早年几十万购买的店面现在已经升值至几百万元，“很多人的身家性命都在里面，这要怎么拆？”
正是受制于小产权分散，自上而下的转型动力越来越弱。在七浦路周边，几乎每隔几十米就会有一处金属栅栏。前往批发衣服的人只能扛起小推车才能通过栅栏，这被认为是一种人为阻碍。早年，大巴车规定不能进入市场周边马路，但并没有人管理；现在车辆管理非常严格，大巴车彻底消失后，生意更加清淡了。
而樊德贵说自己并不是典型的七浦路老板，七浦路很多老板都是温州人，他们大多以家族为单位，习惯在艰难时刻抱团打拼，甚至转型自救。
温州人薛立业和张余安都是在2006年来到七浦路。现在，为了吸引客人，薛立业请了两个身材面貌姣好的小妹在店里当模特，为顾客展示上身效果；张余安在七浦路卖的服装统统直接来自妹妹的服装工厂，而他家族里的弟弟等也在别的市场销售服装，他们会一起讨论服装设计、最新流行的款式，希望通过直营模式更快适应市场的变化。
作为物业方的商场也在试图改变。2013年圣和圣改造，2015年凯旋城也重新装修，去年联富跟着重装完毕。秦建云供职于联富服饰市场运营部，他明白七浦路市场向商场化发展是必然趋势：“不转型一定会死掉，没有人再愿意在脏乱的市场里买东西。”但转型能否成功谁也不知道。
凯旋城去年开业后，将市场名称改为“首尔时尚中心”，现在主打年轻、时尚，出租率达到了九成以上。
同为转型为韩国馆的圣和圣，虽然收获了一波“韩流”的红利，但现在也面临继续发展瓶颈。
今年8月，圣和圣在3楼开辟了一家商场直营店，希望通过零租金的方式吸引更多设计师入驻。圣和圣的副总经理张丽伟介绍说，“我们通过销售扣点的方式寄售设计师品牌，这样设计师可以零门槛入驻我们圣和圣最好的位置。”这些设计师不局限于韩国，也有来自本土的设计师。但必须通过3个月的考核期，否则会被市场淘汰。圣和圣希望未来可以将这个直营店拓展到外部商场，从而实现再次转型。
“未来七浦路将不再是10年前便宜货和批发的集散地，而是苏河湾集时尚创意、休闲娱乐与一体的综合性消费生活空间。”张丽伟觉得这条路更适合七浦路的发展。
但温州商人薛立业和张余安觉得，那已经不是七浦路服装批发市场了，他们是不会去这样的商场的。他们的担忧不是毫无根据。在北京另一处服装批发市场——大红门，老牌市场天雅女装和新世纪大厦已经完成转型升级，形成以创意设计、时尚发布和互联网+体验购物中心为特色的新业态模式。转型升级后，两家市场商户数减少过半。
服装批发市场陪伴中国城市渡过青涩年代，但她们的前途在哪儿，没人说得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