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十年，西方国家经济增长缓慢，几乎成了当今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谜题”。
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标准，GDP增速低于2.5%为低增长，西方世界在最近三十年都处于低增长时代。
1990年泡沫危机终结了二战后日本持续高增长的经济奇迹。此后30年，日本经济增长持续低迷，GDP增速超过2.5%的年份只有五年，长期处于龟速爬行之中。
德国，是一个经济稳如狗的国家。但最近三十年，德国与日本的经济增长轨迹几乎同步。从东西德合并（1990年）开始，罕有年份GDP增速超过2.5%。
英国，这个老牌帝国，在二战后失去了顶级强国的地位。1970年代经济陷入滞胀危机，一度患上“英国病”。1979年撒切尔夫人登台，铁腕改革，控制货币，大卖国企，放松管制，经济得以恢复。
不过，英国经济再无昔日荣光，增速难回中高水平。1970年至2007年，英国经济年均增长约2.4%。2008年金融危之后，英国经济几乎停滞。从2010年至2015年，经济增速骤降为0.2%，最近几年才稍有起色。
韩国，是一个后崛起的幸运国。自上个世纪1963年开始，经济持续高增长，GDP增速长期维持在8%以上，但21世纪后增速放缓，最近七八年增速接近低增长水平。
在西方世界中，美国经济是一个例外。
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终结了美国二战后的经济繁荣。但是1980年里根政府开始，美国并未像日本、德国、英国进入低增长。
从1983年到2006年次贷危机之前，美国经济重现了二战之后的长期增长，房地产和金融异常繁荣。其中，只有老布什执政及2001年互联网泡沫几年经济比较糟糕。
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经济挣扎了十年，增速徘徊在2%左右。2018年，美国经济增长又告别了低增长状态，达2.9%。
2015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出警告，全球进入了低增长时代，世界各国需要做好应对经济长期低迷的准备，债务问题将面临考验。这就是经济学家汉森在1930年代大萧条时期提出的“长期停滞”。
2018年的数据显示，大部分国家的经济增速都低于2.5%，其中包括绝大部分发达国家，如韩国、日本、法国、加拿大、德国、英国、意大利，其中欧元区在1.8%；还有部分新兴国家，如南非、俄罗斯、沙特、墨西哥，其中阿根廷经济遭遇重创，增速为-2.6%。
发达国家中，只有美国和澳大利亚是例外，都维持在3%左右增速水平。
与西方世界的持续低迷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新兴国家经济持续高增长，典型代表是中国和印度。
过去四十年，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GDP总量超越英法德日，跃居世界第二。美国经济虽然是西方世界的例外，经济增长率相对可观，但是似乎也经不起中国高增长的冲击。
中国与美国的经济规模差距不断缩小。自2008年开始，美国经济陷入挣扎，中国赶超美国经济总量的步伐加速。如今，中国经济总量大约是美国的66%。很多人预测，按这个速度下去，中国超越美国只是时间问题。
不过，另外一项数据似乎对中国不利。从2010年开始，中国GDP增速持续下滑，2018年降至6.6%。而美国的经济这两年强劲复苏，增长率摆脱了金融危机之后的低迷。
早在2009年，国发院的经济学家刘世锦、任泽平等研究了一个重要课题：“中国有没有可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2010年，任泽平发出“增速换档”的警告。不过，当时大部分学者都不认同任泽平的观点。任泽平参加过业界三次论证，当时他还是属于少数派。
当年中国的GDP增速高达10.64%，在货币及财政扩张的推动下，全国经济热火朝天。当时的主流观点是，未来2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还能维持在8%左右。
不过，任泽平一语成谶，2010年是最近十年中国经济增速的峰值，此后增速持续下滑，2011年破10，2012年破8，2015年破7。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9年中国经济增速为6.2%。
任泽平在2014年提出新5%比旧8%好，在2017年提出“新周期”。按他的预测，中国经济增速将落在改革构筑的5%新增速平台上。
如今，降低增长预期几乎成为共识——不以过去高增长的经验，丈量未来经济的高度。未来，我们可能要面临一个不那么熟悉的经济增速及增长逻辑。
本文试图探索几个难题：
一是低增长是不是不可避免的？
二是中国是否也会进入低增长？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三是人类经济增长的密码是什么？如何突破低增长？
增长与衰退，都是经济的常态。
从农耕时代到现代社会，人类经济大部分时间处于低迷状态。在18世纪之前，东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在过去1000多年里几乎没有发生变化，长期保持极低增长。
工业革命之后，人类经济迎来了大爆发。过去300多年里，人类创造的财富总和，超过农耕时代的总量。
因此，有些学者提出，近代经济高增长，或许是人类历史上的特殊现象，低增长才是常态。若此观点成立，那么西方国家是否已经回归到所谓的低增长常态？
就近代而言，全球并非所有国家都经历了高增长。非洲多数国家长期处在低增长阶段，掉入低收入陷阱。
曾经经历了高增长的国家主要是西方国家和新兴国家。英国是19世纪的霸主，美国是20世纪的领导者，两个国家经济都曾经长期领跑世界。
除此之外，法国、德国、意大利、韩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比利时等国都曾经创造过经济辉煌，然后从高速增长逐渐转入中低速，最后收敛到低增长。这一回落过程是一个平滑曲线，西方国家并未受到太大冲击。
与之相反的是新兴国家，如墨西哥、阿根廷、巴西等拉美国家，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亚洲四小虎”，以及俄罗斯、南非两个“金砖国家”，这些国家的国民经济都曾经快速腾飞，但都在某个历史时期突然“折翼”，经济断崖式下跌，此后反复挣扎，麻烦不断，从此告别高增长，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除了非洲和美国之外，其它主要国家的经济在经历高增长后似乎都不可避免地落入低增长区。低增长，似乎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宿命。区别在于，发达国家的低增长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低增长。
通常说，怎么涨上去的，就怎么跌下来。破解低增长之谜，可以从高增长出发。
“经济是如何增长的，又为什么会衰退”，这是一个不太容易解释的问题。
经济学诞生300多年来，经济学家都为此困惑不已。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保罗·罗默、小罗伯特·卢卡斯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才彻底破解经济增长之谜。罗默也因其内生增长理论，获得了201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亚当·斯密及古典主义先驱们，当时执着于对重商主义的批判以及探讨财富之谜。财富是什么，财富如何增长，成为古典主义的核心命题。这也正是本文所探讨的主题。
一些人认为，现代经济学的开创者是哲学家大卫·休谟。休谟在政治经济学方面有不少原创性的洞见。休谟洞察到，人类经济行为的动机是贪婪和获利的欲望，以及“快乐”、“快活”的欲望。这被后世认为是经济增长的源泉。
在休谟看来，产出是劳动、土地和制造业的函数；劳动和土地的生产力取决于制造业的规模；制造业的规模则取决于国内外交易的规模。休谟的意思是，市场交易规模决定制造业规模，制造业规模刺激劳动及土地扩张。
休谟注重土地和劳动的价值，但忽略资本与技术。在休谟年代（1711-1776年），英国尚未完全爆发第一次工业革命，他并未意识到技术这一重要的增长动力。
哲学家阿克顿勋爵曾说过：“1700年至1760年期间，英国没有发生任何革命，不管是生产技术，产业结构，还是人民的经济和社会生活。”
休谟，是亚当·斯密最亲密的朋友。斯密是一个善于博采众长的学者，在经济学方面半路出家的他几乎全盘接受了休谟的经济思想，其中包括经济增长理论。
一般认为，第一代经济增长理论，是斯密开创的斯密式增长，或叫斯密模型。
斯密模型中，产出是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的函数。与休谟不同的是，斯密非常重视资本的价值。但其逻辑与休谟相同，资本可以扩大市场规模，市场规模可以扩大劳动需求及增进分工。他认为，分工是人类的天性，市场规模越大，分工越精细，经济增长率越高。
所以，斯密认为，劳动分工带来规模递增，资本是促进劳动分工的动力。在《国富论》中，劳动分工举足轻重；在资本主义中，资本至关重要。
但是，斯密的经济增长理论有些矛盾。与休谟相比，斯密更多论述技术，却否认技术带来的规模递增。斯密意识到，火器等重要变革，是“哲学家”（科学家）的贡献，但这是一种不规则的、不确定性的情况。
在论述分工时，他又强调熟练技术带来的价值。在《国富论》第一章开篇就指出“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
与休谟及古典主义先驱的观点类似，斯密认为，技术进步是相对稳定的。在工业革命之前，人类的技术进步极为缓慢。斯密比休谟年轻12岁，其后半生，英国正在爆发工业革命，斯密对此察觉有限。
1776年，休谟去世，《国富论》出版。在《国富论》中，斯密将土地和技术设定为常量，用劳动分工解释经济增长，但是否定规模递增。主要原因，规模递增必然导致市场集中，这与斯密的理论前提——自由竞争相背离。
斯密为了避免逻辑框架的自相矛盾，却导致了另外一组矛盾——分工促进规模递增，规模递增促进市场集中，市场集中阻碍自由竞争，妨碍劳动分工。后来的经济学家马歇尔将其概括为“马歇尔悖论”。
斯密增长模型导致古典主义未能深入经济增长的本质。长期以来，经济学家都不清楚经济为什么会增长。他们只知道，市场可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将劳动、资本、土地输入市场这个“黑箱”，出产自然就提高了。
现实确实也是如此，但“黑箱”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增产？为什么会产生利润？这些要素如何组合产出更高？哪些要素其决定性作用？古典主义者，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休谟及斯密式增长都属于古典增长模型（斯密意识到分工带来的熟练技术，但未推开技术的大门），强调的是数量型增长，而非效率型增长；注重劳动、资本的数量累积，而不是知识、技术的进步。
斯密认为，工资上升可以促进人口繁衍，更多的人口可以创造更多的财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人口红利”。
在工业革命之前，人口和土地数量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在农耕时期，土地与人口捆绑，其规模是国力的象征。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古中国以及古罗马帝国，都是人口及疆域大国。
明清时期，中国的GDP总量是全球第一，主要来自庞大的人口基数及土地规模。在农耕时代，经济增长率与人口增长率呈正相关。
劳动力数量是数量型增长的第一个要素。工业革命之后，劳动力依然是制造业增长的主要动力。
在16世纪以前，英国人口和经济增长率均低于西欧平均水平。18世纪前半个世纪英国人口增长率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与农耕时代的低增长一样。
但工业革命爆发后人口增长率开始上升，1755年到1775年，英国人口年均增长率超过0.5%。这个数据看似很低，但与过去及同期他国的零增长相比，已经非常突出。
工业革命大幅度提高医疗水平，改善了居住条件，提升了人口生育率、存活率，以及劳动人口的数量及年限。大量廉价的棉纺织品，让英国人彻底摆脱了千年严寒，降低了风寒病及相关疾病的发生率。
布罗代尔的《文明史纲》记录：“18世纪英国人口飞速增长，为工业发展提供了充裕的廉价劳动力。”
人口迁移，是英国城市人口增加的重要因素。
18世纪，英国通过了《公有地围圈法》，这项法律推动了圈地运动的爆发，进而促进了人口迁移及城市化。1801年到1831年农村居民被夺走350多万英亩公有地。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移居城市以及工业的发展，使英国的城镇数量大量增加。
圈地运动期间，居住在1万人以上的城镇居民占英国人口的比例从3.1%上升到8.8%。从1755年到1775年，苏格兰五大城镇的人口因此上升了30%。
从18世纪中期开始，英国人口及劳动力出现最稳定、最大规模的增长及迁移。
从1751年到1801年，英国总人口年均增长率为0.89%，其中城市人口年均增长率为2.17%，农村为0.51%。
从1801年到1851年，英国总人口年均增长率为1.88%，其中城市人年均增长率为4.42%，农村为0.67%。
以上两项数据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一是从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这一百年间，英国人口快速增加。
二是这个时期，城市人口暴增，增速远远大于农村人口。
工业革命前的18世纪60年代，英国的农业人口仍占总人口的80%以上，而到工业革命后的19世纪中叶，英国的农业人口急剧下降到总人口的25%。
工业革命之后一百年间，英国经济享受了巨大的人口红利。人口数量是当时英国乃至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要素。
时至今日，劳动力规模，依然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
2018年日本GDP规模为5万亿美元，德国为4万亿美元，为日本的80%。但是日本的总人口达1.268亿，德国只有8290万，只有日本的65%。德国经济规模一直都没能超越日本，但人均GDP德国是日本的1.15倍。
从全球经济增长史来看，经济增长率与人口出生率呈正相关。经济增长最快时期，也是劳动人口及城市化膨胀之时。
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及维多利亚时代（1760-1900年）、美国镀金时代（1860-1920年代）、韩国江汉奇迹（1962-2002年）、中国改革开放40年（1978-2018年），二战后的德国、日本、英国，都是人口及劳动力增长最快时期，都享受了巨大的人口红利。
其中，二战后的德、日、英，主要劳动力来自大规模的退役军人，而不是新增人口。
中国的情况稍微特殊。过去四十年，中国人口出生率不断下降，但是期间劳动人口大幅度增加。主要来自两方面：
一是1962-1976年的婴儿潮。
这波婴儿潮的年出生率基本都在2%以上。这群人在20多年后（90年代开始），大规模进入劳动力市场，是中国人口红利的重要来源。这群人是中国过去四十年持续高增长的主力军。
二是浩浩荡荡的农民工迁移大军。
过去四十年，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向城市转移。城市率从1978年的17.92%上升到2018年58.52%，提高了40个百分点。人口迁移，是人口红利的重要构成，中国数量型增长的关键要素。
资本数量是数量型增长的第二个重要要素。我们称之为“资本红利”。
在资本主义早期，原始资本的积累至关重要，资本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经济学家，一直将设备列入实业资本的范畴。
“资本红利”来源于三种：
一是金本位货币；
二是国际资本流入；
三是货币超发（短期红利）。
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爆发后，英国的资本量快速增加。从1744年到1772年间，银行资产和钞票发行分别增加了十倍和十六倍。
这一时期英国已经建立了金本位货币，摆脱了过去金属货币时代的长期通缩问题，货币流通极大地促进了商品交易规模的扩大。
到了垄断资本主义时代，金融资本的威力发挥到了极致。摩根、洛克菲勒等金融财团，凭借托拉斯组织，控制着铁路、钢铁、航运等重要实业。
第二次工业革命到1920年代，是西方世界经济最快的时期，法国、德国崛起，日本加速跟进。这一时期，西方国家的铁路网络、钢铁工业、房地产及股票市场大规模扩张。
这时大量的资本流入美国、德国、法国，进入铁路、航运、钢铁领域。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都享受了大量的国际资本流入的红利。
资本数量，尤其是货币数量大规模扩张时期，还是1980年代之后的金融资本主义时代。货币扩张带来的资本红利是短期效应。
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世界进入了信用货币时代。全球主要国家开始利用信用货币简易的发币机制，严重透支国家信用，大规模扩张货币，房地产及金融市场快速膨胀。
1983-2006年美国经济持续增长，以及股票、房地产史诗级大牛市，与大规模的信贷、国债扩张直接相关。
人口大规模增长及迁移，推动城市化高速增长。人口涌入城市，土地及居住变得稀缺，城市化演变为房地产化。在人口增长及人地矛盾的推动下，资本蜂拥而入，房地产快速增长，并迅速成为支柱产业。
在工业经济早期，人口增速、房地产增长、城市化率、货币增速、经济增长率，五大数据几乎都成正相关。典型代表有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美国镀金时代及香港八九十年代。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主要央行释放大量流动性，促使西方国家房地产、股票快速复苏，并迎来十年大牛市。
过去十年，不少国家的经济增长率没有跑赢货币增长率。反过来，不少国家的房地产、股票、债市及金融市场繁荣，都来自货币超发的数量型增长，或叫泡沫型增长、债务型增长。
数量型增长，一直是过去几千年来的主要增长模式。人口及资本的大规模扩张，都会带来经济的快速增长。
但这种模式能持续多久？
数量型增长是显而易见的。
人口短时间内的快速增长及迁移，以及货币的大规模扩张，都可以促使经济快速增长。人口红利的增长周期更长，人口大量迁移带来的城市化及经济增长更为剧烈，货币增长对房地产及金融领域的短期刺激明显。
人口及资本的数量型增长，容易给予人错觉：经济会一直保持高增长。
以过去高增长的速度丈量未来经济增长的高度，这种观念并不符合全球主要国家的经济增长的历史及规律。续高增长的国家，尤其是数量型增长的国家，都要做好进入低增长的准备。
数量型增长为何不能持续？为什么低增长是不可避免的？
马尔萨斯是最早发现数量型增长存在问题的经济学家之一。他的父亲老马，坚持古典人口观，即人口规模越大越好，有利于经济增长。
长期以来，马尔萨斯与老马争论不休。马尔萨斯认为，人口呈指数级增长，土地及粮食则是几何级增长。长期如此，人地矛盾必然爆发，人类将陷入饥荒、瘟疫及战乱之中。这就是著名的“马尔萨斯陷阱”。
历史上，尤其是农耕时代，人类反复掉入“马尔萨斯陷阱”之中。
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影响深远，信徒众多。休谟、小穆勒都认同马氏主张，李嘉图虽表示怀疑，但无以反驳。
今天，我们知道，近代工业社会跳出了“马尔萨斯陷阱”，马氏预言落空。
但是，与休谟、斯密、李嘉图的“古典范式”相比，马尔萨斯实际上更加深入地思考经济为什么会增长这一难题。他非常敏锐地洞悉到了数量型增长的本质问题：边际报酬递减规律。
马尔萨斯认为，人口增加到一定规模，土地的边际产出会持续下降，即人均产值逐渐减低。
举个例子，在耕种水平保持不变的前提下，100亩地，持续增加耕种农民的数量，粮食产出会增加；但农民增加到一定规模时，产出则会下降。比如，100亩地，从1万个农民增加到100万农民耕种，粮食总产出几乎不会增加，但边际收入和人均产值却不断下降。
马尔萨斯认为，粮食、农业、工业增长呈现边际递减规律。事实上，在技术水平恒定前提下，劳动力、资本不断投入到一定量的土地、工厂之中，人均经济产值会长期持续下降。
所以，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告诉我们，数量型增长是不可持续的。不提高技术水平，光靠大量投入人口、劳动力、货币的国家，必然会遭遇增长递减的悲剧。
现实经济中，劳动力堆积和货币堆积的结果往往是产能过剩、效率低下、资金空转及资本泡沫。
比如制造业，数量型增长的产业结构基本上是劳动密集型的低端制造业，如服装、电子零配件等。这些领域的市场既定，若不革新技术，持续大量投入劳动力必然导致整个市场饱和，生产效率持续下降。
比如基建、房地产及金融市场，若技术水平不变，大量的资金投入，投资收益率会持续下降，基建投资拉动的效率下降，房地产库存高企，金融市场泡沫膨胀，资金难以流入制造业实体。
货币扩张带来的投资报酬递减，是最近十年全球房地产及金融资产泡沫化的根源。
但是，马尔萨斯与斯密一样，犯了两个错误：
一是人口并未指数级增长。
斯密认为，人口数量会随着工资的增长而增加。可是，历史数据显示，工资持续增加，但人口增长率却持续下降。西方国家、中国都符合这一定律。马尔萨斯预言的人口指数级增长并不符合近代历史事实。
理论上，工资上涨，劳动力供给会增加，但为什么人口增长率却减少？难道违背价格及供给规律？
其实这一定律并未违背市场规律。事实上，在劳动市场中，供给并不是人口规模，而是创造力，既包括劳动力数量，还包括智力。
所以，人口规模、劳动力数量都不能完全代表劳动市场的供给。工资上涨，劳动人口不会增加反而会减少，但创造力会增加，如一个工程师代替过去100个工人的产出。
二是忽略了技术及知识创新。
与斯密一样，马尔萨斯也没有关注到身边正在爆发的工业革命。
在工业革命之前，人类确实反复地陷入“马尔萨斯陷阱”，主要原因是技术长期停滞，经济增长率极低。技术长期停滞状态，正好符合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假设条件。
所以，在工业革命之前，边际收益是长期递减的，人口规模持续增加，边际收益及人均产值会越来越低。当人均收入到达一定的阈值时，就会爆发饥荒和战争。
但是，工业革命改变了技术不变这一条件，技术水平推动了经济报酬递增，促进了粮食及工业品大规模增加，人类解决了饥荒、温饱问题，社会福利大幅度增加。
具体到农业及粮食上，育种技术革新、大规模机械耕种、农药化肥使用、耕种技术进步以及农产品深度加工，极大地促进了粮食增产。
马尔萨斯之后，小穆勒（斯图亚特·穆勒）是古典主义最后一位集大成者。他的伟大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撰写于1845-1848年期间，当时工业革命成果已显著而非凡。这本书出版后第三年，即1851年，维多利亚女王举办了万国工业博览会，英国及世界各国的工业成就在水晶宫里闪耀世人。
因此，穆勒自然不可能无视技术革命。
在《原理》一书中，小穆勒将工业制成品成本及价格下降归因于“过去七八十年的机器发明”。
小穆勒认为，“对抗农业劳动报酬递减规律作用”在于发明与创新，包括改进劳动力所受的教育，改良税收和土地使用权制度，以及对“富裕的有闲阶级”进行“更加可靠的指导”。
这是马尔萨斯没有认识到的。
小穆勒并未假定技术不变，他还就人口增长率、资本增长率和“生产技术”三个变量，区分为五种情况。如生产技术进步，人口增长率和资本增长率保持不变的情况。
但是，小穆勒敏锐的发现，却得出李嘉图式的结论。小穆勒，从小受到其父亲老穆勒（也是一位经济学家，与李嘉图是好友）的严格训练，大量地继承了斯密、李嘉图及马尔萨斯的思想。
与李嘉图一样，小穆勒认为，技术进步的结果是，地主阶级收入增加，劳动收入基本不变。小穆勒更愿意接受经济增长来源于人口及资本的增加，而不是技术进步。
如此，小穆勒与技术增长理论擦肩而过，经济学从此与技术渐行渐远。熊彼特评价穆勒没有真正把握身边真正发生的、多方面的工业和交通运输业革命。
穆勒之后，即19世纪下半叶，杰文斯、瓦尔拉斯、门格尔“边际三杰”发起了边际革命，边际递减规律大行其道，经济增长理论逐渐边缘化。边际主义假设技术水平不变，极度推崇均衡范式，否定规模递增的经济增长逻辑。
从1870年到二战结束，关于经济增长的研究长期停滞，直到1947年，罗伊·F·哈罗德爵士和埃弗西·多马，这两位英国经济学家的出现。他们聚焦于资本和劳动来解释经济增长，构建了哈罗德-多马模型。他们认为，经济增长取决于决定全社会投资水平的储蓄率和反映生产效率的资本-产出比。
二战后，美国经济持续增长，日德展现强劲的复苏力量，经济学家开始意识到，资本主义并非脆弱不堪，其内在可能隐藏着某些稳定的增长要素。不过，哈罗德-多马模型结论与凯恩斯理论类似，认为“经济增长是不稳定的”。
多马之后，新古典主义崛起，增长理论百花齐放，其中最著名的是索洛模型。
索洛对经济增长的模型分析发现，在劳动、资本之外，还发现了“索洛残余”，即技术之于经济增长的价值。1957年，索洛认为，87.5%的经济增长，都与技术有关。
技术进步率，通常称之为“全要素生产率”（TFP），主要指扣除资本、劳动、土地等要素作用之外的增加值，即小穆勒假设的资本、劳动增长率不变情形，技术进步带来的产值增加。全要素生产率，可以显示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值。纯技术进步一般包括知识、教育、技术培训、规模经济、组织管理等方面的改善。
技术及知识要素，我们称之为“技术红利”。
索洛将技术之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提到前所有未的高度，引起了经济学家的广泛关注。但是，与索洛类似，多数经济学家都将技术界定为外生变量或者是稳定的内在变量。之所以这样处理，是因为如果将技术纳入生产函数中，这一不确定性的要素就打破了古典主义长期坚持的均衡范式，容易促使结论倒向类似多马的不稳定性的结论。
1960年代之后，核能、生物技术、新材料、航天及信息技术革命开始，技术对经济的冲击已显而易见。经济学家们开始不满足于技术是外生变量的解释。经济学家阿罗提出“边干边学”理论，强调技术的累积性。经济学家舒尔茨开创了人力资本理论，强调内在的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到了1980年代，保罗·罗默在阿罗的基础上论证了技术的内生性，开创了内生增长理论；小罗伯特·卢卡斯在舒尔茨的基础上，提出了卢卡斯模型，也就是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增长模式。
卢卡斯和罗默，从劳动力和资本中内生出科技、知识与人力资本，从而解释了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以及延续性。至此，经济学家彻底搞清楚了经济增长之根源——技术及知识增长。
技术及知识增长，是一种效率型增长或质量型增长，有别于劳动力、资本、土地的数量型增长。
工业革命，本质上是技术及知识革命，具体包括交通能源及各类工业技术创新，以及基础科学、系统性知识、法律体系、金融制度、经济政策以及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比如专利保护法、股票制度、央行制度、有限责任公司制、现代经济学以及爱因斯坦相对论都属于工业革命中知识变革的重要组成分。
第一次工业革命，是人类经济增长史上一次伟大的风格切换：从数量型增长向效率型增长转变。
虽然从工业革命至今，数量型增长依然重要，但是效率型增长的重要性不断地增加。时至今日，人们已经明白，人类进步的任何问题，最终都要诉诸于技术及知识创新。
一般认为，第一次工业革命始于瓦特改良的蒸汽机。但从产业革命的角度来看，工业革命在英国属于阿克莱特爵士的水力纺纱厂。阿克莱特爵士是一个传奇人物，他从一个剃头匠，演变成为“近代工厂之父”，是近代工业经济的重要发起人。
1769年阿克莱特获得水力纺纱机专利权。两年后，他与人合伙在英国的曼彻斯特创办第一个机器纺纱厂，雇佣工人达5000多名。
阿克莱特不仅带来纺织技术的变革，还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产工序和制度。他将从梳棉到纺纱的全部纺织工序都用机器操作，并实行系统性的管理方式。
保罗·曼多在1961年出版的《18世纪的工业革命》一书中指出，阿克莱特是一个有着高超管理技术的企业家。
他“体现出了一个新型的大制造业者，既不是一个工程师，又不只是一个商人，而是把两者的主要特点加在一起，即有他自己特有的风格：一个大企业的创造者、生产的组织者和人群的领导者的风格。”
阿克赖特爵士的工厂体系，不但规模庞大，而且还成为现代工厂及工业制度的标杆。他被称为“现代工厂体制的创立人”。
但是，人类经济的增长，除了技术与知识革新，还包括人口、战争、资本以及其它不确定性影响。
从近代来看，人类经济演进，是指数型增长与效率型增长的叠加。经济增长及衰退，往往是技术、人口、资本红利及红利衰竭相互作用的过程。
纵观300多年工业经济史，人类经济增长犹如浪潮一般向前推动，其中最为底层的规律莫过于技术革命。每一次技术革命爆发后，人类经济都会大幅度向前推进，然后逐渐“退潮”，而后又再度“潮起”。如此反复循环，步步向前。
经济学家熊彼特用创新理论描述了这一过程，人们称之为“景气循环”，或“商业周期”。
熊彼特是一位相对特殊的经济学家，他出身于维也纳大学，吸收了大量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思想，但又跳出了奥派的方法论。熊彼特推崇新古典主义尤其是庞巴维克的数学实证主义，但他又打破了新古典的一般均衡思维。
实际上，熊彼特终其一生试图博采众长，综合各家主张，开创新的经济学理论。他的商业周旋循环论，就是一个“综合”的典型。熊彼特利用奥派的创新及企业家精神的思想，采用“动态均衡”的思维，描述经济循环周期——复苏、繁荣、衰退、不景气（周而复始）。
在他看来，资本主义是在“创造性破坏”中演进的。他根据创新浪潮的起伏，以重大创新为节点，将近代资本主义划分为三大长周期，每个长波的时间为48-60年：
1787-1842年是产业革命发生和发展时期；
1842-1897年为蒸汽和钢铁时代；
1898年以后为电气、化学和汽车工业时代。
这此起彼伏的浪潮中，熊彼特突出了企业家创新的作用。他认为，每当景气循环到谷底时，一些企业家不得不以“创新”求生存。他们通过创新技术、产品、渠道、管理、模式等，扩大需求和市场，促使景气提升、生产效率提高，经济逐渐复苏直至繁荣。
当经济复苏，有利可图时，大量竞争者涌入；繁荣期过后，产能开始过剩，利润递减，经济进入衰退周期。
熊彼特认为，每一次技术革新的结果便是可预期的下一次萧条；每一次经济陷入衰退，又意味着新的技术创新正在酝酿，经济的复苏及繁荣即将到来。
从经济学理论角度分析，技术及知识革命推动经济增长的原理是，改变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假设条件，技术革新将边际递减曲线右移，将经济增长推到一个全新的高度（进而继续递减），实现规模经济递增。
所以，人类经济是在技术浪潮之上递增（边际曲线右移），在技术浪潮之下递减（边际曲线向右下倾斜）。
从熊彼特的商业循环周期来看，低增长只是暂时现象，是技术红利衰退的一个过程。而下一次技术浪潮，又会将边际曲线右移，推动人类经济迈向新的高度。
▲图表来源：《经济增长理论史》，罗斯托，浙江大学出版社
如上图【2】，每一次工业革命的“技术红利”为55年，即当一重大的新技术引入55年后，经济增长率会逐渐递减直至恢复到之前的低水平。
我们知道，从近代开始，人类一共爆发了三次典型意义的“工业革命”，分别是1760年爆发于英国的第一工业革命、1860年爆发于西方世界的第二次工业革命，1970年爆发于美国的新材料、生物技术及信息技术革命。
每一次工业革命间隔的时间大约是100年，若重大技术红利维持时间为55年，每一次重大技术革命之后，我们先经历55年的中高增长，然后面临45年左右的低增长状态，直到下一次重大创新的到来。
不过，以上分析最起码存在三个细节上的漏洞：
第一个漏洞是人类经济在长波周期下存在诸多中段周期，即大浪之下有小浪。
所以，熊彼特指出，每个长周期包括六个中周期，每个中周期包括三个短周期。其中，短周期约为40个月，中周期约为9-10年。
熊彼特周期、康波周期（康德拉季耶夫周期）都是长周期（50年左右），都是基于技术冲击波，符合技术冲击理论。
基钦周期为短周期（40个月），受心理驱动以及粮食周期。
朱格拉周期是中周期（9-10年)，库兹涅茨周期是中长周期（15～25年）。
一般认为，中周期是常态，人类经济史上十年左右爆发一次危机的频率较高。中周期由两个因素共同驱动：技术革命下一系列技术创新，同时叠加投资周期。
例如，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一系列技术创新包括铁路、汽车、电力等；第三次技术革命包括核电、化学新材料、生物科技、微电子、半导体、计算机、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
科学家、工程师搞发明，金融家则登台讲故事。技术进步一小步，金融家讲出1000步的预期。每一项技术革新，都会引发投资跟进，由于金融市场具有超调效应（乘数-加速度），加剧经济增速的波动，常常制造短期繁荣及危机，形成常态性中期波动周期。
如下图【2】，若考虑到中周期（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加入资本红利及投资效应，那么经济增长没有那么平滑，波动性和不确定性都要更大。如2001年美国爆发了一次互联网泡沫，对其长周期增长造成冲击。
▲图表来源：《经济增长理论史》，罗斯托，浙江大学出版社
这就是技术红利与资本红利的叠加，效率型增长与数量型增长共振形成的周期性波动。
第二个漏洞是一些国家没有爆发技术革命或不是技术革命的主要阵地，但经济持续高增长。
典型的案例是中国过去40年的持续高增长，印度最近30年的持续高增长，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在六七十年代的快速增长，印尼、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亚洲四小虎”在八九十年代的快速增长，以及越南最近20年的较快增长。
次典型是德国、日本在二战后的持续高增长，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及香港“亚洲四小龙”在八九十年代的快速增长。
除了技术革命之外，这些国家在某些时期的快速增长，都有其它因素作用，如人口红利、资本红利等数量型增长，以及全球技术及知识外溢红利（捡漏）。这些多数为数量型增长。
第三个漏洞是一些国家经济经历高增长后突然快速下滑，至此经济再无起色，或反复挣扎。
典型的是滑落“中等收入陷阱”的墨西哥、阿根廷、巴西，以及近些年反复挣扎的南非、俄罗斯和“亚洲四小虎”。
为什么这些国家经济突然衰退？为什么进入低迷期后再无高潮？
综合以上，我们可以总结出全球经济增长的三种类型（排除长期低增长的装死模式）：
第一种是美国、英国（1760-1973年）模式，属于效率型增长，以全要素增长率为主，即技术及知识（制度）革新为底层动力，辅之以资本红利、人口红利。
这是一种可持续的动态良性循环，其增长走势符合熊彼特景气周期。在三次工业革命的推动下，美国、英国（1760-1973年）经济潮起潮落，边际收益递减曲线不断右移，一次比一次高涨。
▲美国、英国（1760-1973年）持续增长模式
英国是近代第一个崛起的大国，率先摆脱了人类几千年的低增长时代，其经济腾飞大概起源于第一次工业革命（1760年代）。
英国经济持续增长时间非常长，最辉煌当属维多利亚女王缔造的“日不落帝国”时期。从1837年到1901年，维多利亚女王在位长达64年，其中英国经济有50年是正增长。从GDP增速来看，远低于中国过去40年的增速（GDP年均增长约9.5%），极少年份超过6%。
但是，维多利亚时期，英国贵在长周期稳定增长，以及相对增速高。同一时期，大多数国家还在历史性低增长的泥潭之中。
从1760年到1920年，英国经济持续100多年的相对快速增长，根本上是第一次及第二次工业革命为底仓，外加人口红利及城市化（1760-1830年）促进。以下图形【2】是技术红利叠加人口红利的增长曲线。
▲图表来源：《经济增长理论史》，罗斯托，浙江大学出版社
二战后，从1948年到1973年，英国经济维持了26年的正增长，其中18个年份增长率超过2.5%。但是，与同期的德国、日本、美国相比，英国经济增速落下风。
美国的情况类似，美国经济起步稍微晚于英国，但抓住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先机，并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成功超越了英国。
除了三次底层的工业革命外，美国在1860年之后享受了巨大的人口红利、资本红利。同时，在二战后，享受了大规模退伍军人及婴儿潮的人口红利。
为什么英国在二战后尤其是1970年代之后逐渐没落，如今陷入“脱欧”泥潭？
关键看第三次产业革命。自1970年之后，美国掌控了信息革命的领导权，建立了信息技术的标准及范式。如今微软、谷歌、IBM、英特尔、甲骨文、高通、苹果等全球顶尖的信息技术公司都是美国的企业，日本、德国、英国及欧元区都难以与之匹敌。
当然美国的资本红利和人口（移民）红利不可忽视。
从1980年代开始，美国人口生育率长期高于英国，直到近些年美国生育率持续走低，英国则往上抬头，两国才趋于持平。与英国、美国及欧元区相比，美国在过去40年的人口生育率相对良性。这主要得益于美国新移民，美国移民制度及国家吸引力所致。
二战后，美国建立了以美元为核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彻底击败了英镑掌控了世界金融领导权。1971年该体系崩溃之后，美元又在1980年代之后重新稳住了霸权地位。
在信用货币时代，美元向全球收取铸币税，享受着全球资本红利。这是英日及欧洲区国家无法企及的。
美国房地产、股票、债券及金融市场，分别在1980-2007年、2009（2012）-2019年出现大牛市，都与资本红利，即美元扩张直接相关。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美联储量化宽松，美元流动性直接促使股票及国债膨胀。
反过来，美元的紧松周期相当于把危机外溢给其它国家，通过国债膨胀的方式将美元回流，享受全球资本红利。
这就是“世界货币”的特权，资本红利不可忽视。
第二种是拉美模式，属于数量型增长，以人口红利、资本红利、全球技术及知识外溢红利，效率型增长（全要素增长率）很低，技术及知识创新不足。
巴西、中国、印度、韩国、日本都曾经在人口红利、资本红利和全球技术及知识外溢红利的叠加作用下实现了不可思议的高增长，其中全球技术及知识外溢红利不可忽视。
但这是一种波动性极大、难以持续的增长方式。
墨西哥、阿根廷、巴西、南非、土耳其以及“亚洲四小虎”此前都经历过一段时间的高增长，而后均滑入“中等收入陷阱”，至今未能跻身发达国家行列。
这些国家的高增长期，是由人口红利、资本红利、全球技术及知识外溢红利叠加而成的（在1970年代石油危机期间，石油、大宗商品涨价及出口创汇）。
人口快速增加并向城市迁移，拥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促进国家经济快速增长。
但是人口规模属于数量型增长，随着人口增长率及劳动力数量下降，工人工资上升，这些国家逐渐失去了成本优势。如今拉美国家和“亚洲四小龙”的制造成本都要高于中国。
另外，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医疗、养老、社保等社会福利支出大幅度增加，拖累经济增长。
为了获取全球投资红利，这些国家普遍采取金融自由化策略，大面积地开放市场，资本自由进出，实施浮动汇率或盯住美元的爬行汇率，同时大规模借入美债刺激本国经济发展。
由于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低廉劳动力价格带动的制造业投资，全球资本（包括外债）涌入促进经济短期内快速增长。但与此同时，外债比例大幅度上升，汇率波动风险加剧，房地产及股票等金融资产泡沫加剧。
所以，美元一旦进入加息周期，这些国家的外债负担加重，本币贬值压力大增。从1980年代开始，资本红利逐渐消失，债务危机、货币危机阶段性爆发，持续的高增长戛然而止。
1982年美联储加息，墨西哥、阿根廷、巴西等拉美债务危机爆发。此后，每一次加息周期都有新兴国家爆发金融危机，如1994年墨西哥货币危机、1997年亚洲（泰国）金融危机及1998年俄罗斯债务危机、2007年次贷危机及2008年金融危机、2018年土耳其、阿根廷等新兴国家货币危机。
▲拉美模式：滑入“中等收入陷阱”
一次金融危机就够一个国家喝一壶。更何况，墨西哥与阿根廷，跟随着美元紧缩周期反复爆发货币危机。1982年拉美债务危机终结了拉美增长奇迹，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终结了“亚洲四小虎”增长奇迹。
所以，正常的市场需求扩张及外商投资，高货币、高债务、高杠杆带来的资本红利，只会促进经济短期快速增长，待边际收益率下降或市场修正之后，通货膨胀、债务危机、货币危机、资产泡沫危机开始爆发，甚至遭遇股债汇房“四杀”的悲剧。这符合货币长期中性理论。
这些国家容易滑入费雪的“债务螺旋”：债务危机爆发，银行紧缩，资产价格下跌，授信额下降，银行进一步抽贷，抛售资产还债，资产价格进一步下跌……
第三点就是全球技术及知识外溢红利的消失。
几乎每一个国家都会享受全球技术及知识外溢红利。但是，拉美模式的问题在于只享受红利而不创新。
拉美国家在短短二十年接受了西方200年的技术红利。两次技术革命叠加的成果，大部分低端技术及普通工业制度，拿来使用即可，成本极低，效率高，快速地进入工业化时代，迅速地改变过去的落后面貌。
但是，二三十年之后，全球技术及知识外溢红利逐渐消失，经济增长逐渐乏力。
所以，人口、资本、全球外溢性技术及知识都属于数量型增长，都无法摆脱边际收益递减的厄运，甚至还可能引发经济灾害。
所以，拉美模式最大的教训在于，技术及知识创新不足，无法推动边际效用曲线右移，没有形成浪潮式增长，在金融危机中直接掉入低增长平台。
与技术相比，法律及制度的创新及改革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也是阻碍拉美增长的关键所在。这些国家的股票、银行、央行等金融制度脆弱，法律体系不完善，央行及商业银行的独立性很差，货币政策及财政政策长期扩张，导致货币超发、通货膨胀、资产价格泡沫、银行危机以及贫富差距。
这种模式避免了拉美模式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在数量型增长逐渐衰退时，效率型增长开始接力并成为主导，最终成功“换档降速”、平稳落地。
二战之后，全球有100多个经济体试图追赶发达国家，不少国家都依靠数量型增长在短期内快速发展，但成功换档降速的只有12个，成功概率只有10%。从中等收入经济体成功跻身为发达经济体的，只有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及香港，可谓凤毛麟角。
日韩模式的成功秘诀是什么？能否复制？
与英美相比，日本、韩国都没能领跑任何一次技术革命，但他们享受了全球技术及知识外溢红利。
与拉美相比，除了享受人口红利、资本红利、全球技术及知识外溢红利之外，他们还加强了技术及知识创新。
▲日本、韩国、台湾“换档降速”模式
日本的经济从50年代开始起飞，当时日本人口快速增长，劳动力规模庞大且低廉，享受了巨大的人口红利。
同时，美国出于制造成本及东亚战略考虑，将大量纺织、钢铁等落后产能转移到日本。日本享受了大量美国转移过来的资本、技术及知识红利。这段时间日本经济快速增长。
到了1973年，第一次世界石油危机爆发，严重依赖于石油进口的日本遭遇重创。加上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日美贸易战持续深入，资本及技术外溢红利在缩减，日本逐渐淘汰落后产能，并加大核能技术、电子技术研发及投入。
1970年代开始，在技术创新的推动下，日本产业结构逐渐升级，电子、核能、汽车逐渐接力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日本家电及电子产品风靡全球，日本汽车也在石油危机之后大量出口。
到了1980年代，日美贸易战更加严峻，人口红利几近消失，全球技术及知识外溢红利所剩无几。日本政府提出全球化战略，试图帮助日本企业走出去，将过剩产能及落后产业向海外市场转移，同时拓展国际市场。
在战略上，日本希望日元升值以支持国际化。在“广场协议”之后，日本政府在货币政策上出现了重大失误，没能处理好“米德冲突”。当时，日本央行连续降低利率，试图释放流动性以帮助出口制造业抵御日元升值的冲击，同时以此鼓励日企（固定汇率）加大海外投资。
日本这波操作，制造了短期的资本红利，房地产及股票价格大规模上涨，日本在国际市场上疯狂收购。但是，资本红利在1990年演变为泡沫危机。从此，日本彻底掉入低增长平台。
二战后，韩国与中国台湾的经济轨迹出奇相似。他们几乎同时起步于60年代初，并经历二三十年的长期增长。其中，1962-1989年，韩国GDP整整增长了107倍。
韩国和中国台湾都凭借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及人口红利，吸引日本、欧美的国际产业转移及投资，享受了外资红利以及全球技术知识外溢的红利。
与日本一样，韩国和中国台湾在技术及知识创新上完成了对劳动及资本红利的替代。
以芯片为例，韩国依靠大财阀+政府+小企业的模式，在日美贸易战的夹缝中，大量引进美国半导体产业。其中，三星等大财阀在政府的扶持下大力推动技术创新，成功掌握半导体核心技术。如今，三星及韩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掌握相当的话语权。
中国台湾的模式更加市场化，新竹产业园区吸引企业承接日本半导体业务，凭借廉价劳动力从制造做起。如今，台湾台积电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制造商。
最后讨论一个问题，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像日韩一样成功拿到发达国家的入场券？
通常，高收入国家人均为GDP1.2万美元，大多数国家在中等收入，即人均1万美元以下栽了跟头，从此再也没有爬起来。
目前中国的人均GDP在9000左右，GDP增速正在换档降速，正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
回顾过去40年，数量型增长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特征。过去国运昌隆，中国同时享受了人口、资本、全球技术及知识外溢三大红利。
首先是人口红利。中国是人口大国，六七十年代的婴儿潮正好在90年开始发力。大规模的廉价劳动力，吸引力了外资进入，并带来外溢性的全球技术及知识红利。
但是，如今中国人口越过刘易斯拐点，劳动力价格不断上升，生育率持续下降至1.52，人口红利消失，“未富先老”的老龄化危机日益严重。
再看资本红利。中国的资本红利表现为外商投资、高储蓄率及货币政策。
劳动力成本上升，正在削弱外资吸引力，同时，贸易关系对外资红利或有影响。
中国的资本红利得益于国内极高的储蓄率，但近年下降明显。
过去10年，中国的信贷货币大规模增长，M2达180万亿，这些货币刺激了中国房地产、基建短期内快速膨胀。
但是，如今投资收益率持续递减，基建拉动力度明显下降，同时房地产泡沫严重，削弱了实业投资、居民消费及储蓄，不利于货币政策的灵活性。
最后是全球技术及知识外溢红利。中国的好运在于，过去四十年吸收了西方国家三次技术革命的成果。中国在短期内建立了完善的工业体系，制造了各门类的工业产品，同时工业化与信息化同步进行。
当技术进入成熟期时，利润大幅度下降，西方国家推动技术迭代和产业转移，将这部分产业、产品、技术转移到中国。
西方国家基本上放弃了电脑、电视、冰箱、空调、智能手机等市场，部分技术转移到中国等新兴国家。比如IBM将个人电脑业务出售给联想，日本松下、索尼、夏普基本上剥离了家电业务，部分产品及技术出售给了中国海尔等企业。西方企业只掌控核心技术及产品，如苹果手机、高通芯片、索尼镜头等。
中国家电、手机及电子产品基本上由全球外溢性技术成长起来的。
以手机为例，中国尚未普及“大哥大”时，功能型手机技术成熟并实现了规模效应。在诺基亚时代，中国逐渐成为全球手机及电子产品制造中心。
2007年，半导体、互联网及智能等技术成熟，智能手机实现量产，中国又一次享受了大规模的技术红利。今日中国华为、OPPO、小米控制了中国手机市场。
摩根革命促使半导体价格大幅度下降，中国正好享受了这一红利。同时，中国还赶上了开源革命，中国手机厂商可以获取安卓系统的授权，大幅度地降低了成本。
除了技术之外，就是知识及制度。中国大量地吸收了西方的企业管理制度、金融制度、股票制度、银行制度等等。比如连锁店管理体系、股票信息公开制度、银行风控制度，中国获取的成本极低。西方世界为此积累了几百年，甚至交了不少学费，走了不少弯路。
这些全球技术及知识外溢红利，彻底改变了中国的面貌。
但是，如今这一红利日渐消退，老龄化严重。
当年，日本在纺织、钢铁、汽车享尽美国技术及制度红利，美国对日本“产业红利”一一发动贸易战。当全球技术及知识外溢红利消失，增长及摩擦问题同时爆发。
根据以上分析，未来中国能否跻身发达国家朋友圈，关键两点:
一是人口、资本、全球技术及知识外溢红利消失之前，问题及危机爆发之前，通过技术及知识创新推动效率型增长，实现平滑过渡、换挡降速。
从拉美国家的教训来看，除了技术外，基础科学及制度改革是关键。
二是再次爆发技术革命，享受外溢性技术。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全球经济2019年将增长3.5%，2020年将增长3.6%；美国的增长率将由2.9%，下降到2019年的2.5%，2020年进一步降至1.8%；中国的增长率从去年的6.6%将下滑到2019年的6.2%，2020年将持平也是6.2%。
如今日本、韩国成功换档降速也进入了低收入平台，英国及欧元区长期在低增长区，美国这两年摆脱低增长，但也会受到全球增速下滑的影响。
若按大周期50年来算，第三次产业革命发端于1970年代，这些年技术革命的红利基本消失，接下来可能进入长期的静默期。所以，如今的低增长，或许是技术革命切换的低潮期。
实际上，第三次产业革命发力并不均衡，美国掌控领导权，日本和欧洲国家过早地进入了低增长期。
当然，第三次产业革命也会受到短期投资冲击的扰动，其中最主要的是1990年日本泡沫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金融危机。
每一次危机以及每一次技术红利消退期，企业家都开始憋大招，以谋求新的技术及知识创新来扩大市场。
以日本为例，1990年危机爆发后，日本徘徊了十年，经济极为低迷。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日本政府及企业选择果断改革，大力革新科技及制度——《科学技术基本计划》和金融及经济制度改革。
从1996年开始，日本政府推行了四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极大地强化了日本的基础科学研究。
松下、索尼、夏普、日立、东芝等企业断臂求生，剥离了终端家电、电子市场，在商用领域的大型核电、新能源、氢燃料电池、电力电网、医疗技术、能源存储技术、生物科技、机器人研发及高精软方面等建立全球竞争优势。
这些才是国之重器。
日本学界及政界在反思经济泡沫危机时发现，日本这套金融及经济制度难以适应国际竞争、国际汇率的变化，以至于方寸大乱、患得患失，最终酿成不可挽回的危机。
二战后，日本接受了美国的改造，其中政治制度、法律体系取了很大的进步。但是，一直到1990年代，日本的制度都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
1996年桥本龙太郎内阁诞生，开始着手改革。1998年6月日本国会通过了《中央省厅等改革基本法》。1996-2010年左右日本实施了一系列的法律修订，其结果是几乎修改了所有的经济法律。
但是，日本技术创新及制度改革为什么没有带来高增长，没有将边际递减曲线向右移动？
日本这轮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大多数都走向了技术纵深领域，甚至基础科学。基础科研需要长时间的累计和大规模的投入，目前日本不少技术还处于累积阶段，尚未商用量产。
例如，日本的机器人技术全球领先，但大规模应用于养老等消费市场还有待时日。
又如福岛核电站泄露之后，日本在战略上选择去核化，丰田等一批大企业转向开发清洁安全的氢燃料。近年日本政府提出氢能源战略，目前丰田的氢燃料电动车已量产，正处于成本大下降的规模经济期。
若日本押宝氢能源成功，氢燃料价格可以大幅度下降，那么日本及全球将迎来一次能源革命，但目前还有待时间及成本检验。
目前全球经济应该处于技术变革的前夜。全球老龄化加剧，新兴国家的数量型增长衰退，摩尔效应正在消失，人工智能、机器人、氢能源、生物医药、航空航天、新材料等都还处于技术积累阶段。
期待下一次边际收益递减曲线革命性右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