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商学院教授许成钢为界面新闻撰文，阐述他对复工、经济萧条、贸易和全球化收缩等问题的看法。
从WHO宣布新冠肺炎大流行到今天已经第7周。全球确诊人数突破250万并且以每天7万的人数在增加。美国成为疫情最严重的国家，死亡人数超过４万，这个数字远远超过过去几年美国在战争中死亡的人数。整体来看，现在我们还处在疫情的发展过程中，讲复苏还太早。正如WHO专家说的，我们还处于大流行的早期。疫情从武汉向全国扩散之后，从中国向全世界扩散。中国从第一波最严重的疫情中走出来并且有所控制，现在仍然在非常努力地试图避免再次爆发。这个时候，经济和疫情的关系就变得非常微妙。
中国官方宣布一季度经济下滑6.8%不意外。我们知道，和经济基本面直接相关的是物流。在国际贸易上，船运占物流比重最大。但在国内经济，占物流比重最大的是公路。中国的铁路占物流比相当小，这是中国的特点。根据全国物流物联网公司G7的实时大数据统计，全国公路物流，第一季度同比下降应该大约20%左右。在疫情最严重的时期，公路物流的降幅超过41%。到第一季度末，也就是开始复工一段时间之后，降幅仍然超过10%。
如果不发生下一轮的重大疫情，第二季度的经济数据应该会比第一季度好一些，但仍然面对非常巨大的压力。在接下来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压力来自四面八方，有些和疫情直接有关，有些和疫情间接有关。压力会是持续的。在全球疫情大流行结束之前，中国都会面临巨大压力。这是确定的，不确定的只是压力的大小，情况会不会更坏，或者好一些。
眼下，对中国经济影响最大的因素是疫情。没有可能离开讨论控制疫情去讨论恢复经济。在给定现在的疫情情况下，怎么能够同时控制疫情又不至于让经济走到不可承受的地步，是很棘手的。可以肯定的是，经济遭受严重损失是完全不可避免的。我们能讨论的是怎么有所挽救，让经济不至于下滑到不可承受的程度。
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开始策划，非常小心的，在控制疫情条件下的复工程序。比如欧盟国家、英美和澳大利亚，都分别在讨论三步走的方案。每一步都是在控制疫情的前提下，开放恢复经济活动运转。第一步是最谨慎的，首先开放用人特别少，或者人和人之间不怎么接触、但是对于经济又特别重要的领域。例如西班牙和塞尔维亚在疫情有所好转之后准许在室外工作的建筑工人率先复工。所有必须跟人接触的行业，对员工要不断进行检测，及时了解他们是否被感染。第一步之后，严密监视疫情动态。比如两周、三周甚至四周之后，疫情没有任何负面变化，就可以进入第二步。
第二步，更多的行业恢复运行，但是仍然严格保持社交距离，同时检测需要跟上。如果在第二步，过了三到四周，疫情没有负面的变化，就可以进入第三阶段。第三阶段就是基本正常的社会运行。
政府规划的这些非常谨慎的逐步复工，需要所有个人的密切配合，非常依赖自下而上的配合力量。单纯靠下命令是不行的。
为什么要分三步走这样非常小心的策略？原因是，从临床上和科学上讲，现在科学家对新冠病毒在人体产生的免疫力，还没有足够的了解。人在感染之后会产生抗体，但是抗体能保证这个人在多长的时间里有免疫力，现在临床上还不清楚。如果知道有稳定的免疫力，而且能找出检测抗体的方法，问题就解决了。但是，现在很多问题不清楚，情况很复杂。
问题是，现在来不及等到生物科学和临床拿到确切的证据再行动。因为，再长期等下去，所有国家的经济都会崩溃，难以修复。所以三步走的策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国家政府做的，不得已的决策。在免疫性质仍然不清的情况下，为全体人群做抗体检测，作为复工的依据，则是另一种冒险的方法。一方面努力推动大规模的抗体检测，另一方面以三步走方法，在保持管理、保持社交距离、保持监测的基础上，逐步复工。两个办法并用，同步进行，以避免持续不复工，导致经济垮掉。
美国的失业情况非常严重，五周内有2600万人失业。但其实，如果把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放在一起来比较，美国可能仍然是整体上相对好一些的。整个欧盟比美国的情况更差，英国情况也比美国更差。
美国经济进入衰退已经是基本事实。问题只是衰退会持续多久，是不是会变成三十年代大萧条那么严重。那次大萧条的起始点是1929年的股市崩盘，到1931年股市又一次崩盘，经历了几轮的冲击，加上当时美国实施了闭关自守的错误政策，最终才产生了大萧条。
这次疫情，全球来说现在是第一波攻击，美国许多疫情最严重的州，拐点逐渐显现。此后什么时候能控制住疫情，什么时候可以逐渐复工，还相当有争论。前面讲的三步走就是一个具体的应对方案。有些州已经开始第一步了。衰退什么时候能够得到缓解，取决于美国各州什么时候能够普遍地走出第一步，再从第一步走到第二步。如果普遍走到了第二步，再过几周走到第三步，经济衰退的程度就不是最坏的，情况可能应该比当年的大萧条要好一些。
只要疫情得到了控制，经济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就能够恢复过来。经济的完全恢复取决于疫情的控制程度。所以说对病毒的控制决定了经济的时间表。当然，整体情况与全球疫情控制紧密相关。在全球化已经深入影响所有发达经济体的前提下，任何国家的恢复，都依赖全球的疫情控制，都离不开全球经济的恢复。
有报道说美国政府计划给那些有抗体的人发免疫证明，允许他们工作。有人担心政府的这个举措是否会让就业市场出现价格扭曲。有免疫证明的人就像有博士学历一样可以要求更高水准的工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经济学问题。
经济学有一对概念叫分离均衡（Separating equilibrium）和混同均衡（Pooling equilibrium）。当没有进行检测的时候，所有人混合到一起，无法区分。这是一个混同均衡的情况。疫情下所有人都害怕。传染病带来的，混同均衡情况下的不确定性是,在一大群人里，只知道一个比例的人有病，但不确切知道谁有传染病。这个不确定性带来了确定性的后果：雇主大规模雇人的时候，他会雇来有传染病人；在工作场所还会传染更多的人；最终，企业会被疫情搞垮。因此，雇主非常害怕，不敢雇人，经济没有办法恢复。如果有能力把人群分开，你知道有一群人基本上安全，另一群人不安全，雇主可以雇佣安全的人，至少能够让经济先恢复起来。而发免疫证的办法，就是寻找办法，把混在一起的人群分开，形成分离均衡。简单说，在疫情下，一定是分离均衡比混同均衡要更好。因为可以帮助复工。
当然，在分离均衡状态下，劳动力的供给会大幅度减少。有限的劳力供给就会导致劳力价格上涨。就会出现可以工作的人工资的上涨。不可以工作的人失业。造成很大的不平等。但是，如果能够复工，不平等问题可以用别的办法来补救。尤其是找办法补偿那些不能工作的人。如果整个经济都垮掉，那连补救的手段都没有了。所以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创造分离均衡状态，帮助复工，是改进社会福利的。但实际上，如前所述，更大的问题，还是免疫力是不是真的长期有效，免疫检测是否有效的科学问题、临床问题。
此外，在与三十年代大萧条对比时，需要认识到，在应对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这两方面，大萧条之后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人们已经积累了非常多的经验。从经济学理论到政策和实际经验，从经济制度到国际协调，已经发展出了大量的制度来应对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这些对今天全球的现状是有帮助的。现在最阻碍经济恢复的是疫情本身。
从科学和医学的角度看，乐观的估计是，发达国家还需要至少一年半的时间，才能够大规模使用疫苗，才能够充分控制住疫情。这是恢复正常的基础。在发达国家，这个可能性是有的。但全球的情况要更慢。不发达国家需要国际援助，大量免费接种疫苗。但是，只要疫情没有在全球普遍得到控制，经济和生活就不能完全正常。所以，很可能需要两年或更长的时间，才能基本正常。
在疫情没有全面控制之前，经济衰退是无法避免的。如果在疫情期间处理得当，保护人和企业。在疫情全面控制之后，存活下来的人力和企业，应该能够相对快的恢复经济。但是，我估计，疫情结束之后，全球格局，包括经济、地缘政治，以及国际秩序会发生重大的变化。一个最基本的变化就是，现在各国普遍在重新认识什么是战略物资。而所谓战略物资的概念，和通过全球化，尽力利用国际贸易，实现比较优势，是基本矛盾的。例如美国最近动用《国防工业生产法》来生产棉签，因为棉签变成直接影响抗疫，关系到生命的战略物资。
过去风靡世界三十年的全球化，其实是苏联东欧集团崩溃的产物。是冷战结束的产物。在冷战期间，世界分成两个阵营，阵营之间既有贸易战，也有技术战和包括热战之外的所有战。全球的贸易航道都被切断。两个阵营之间最提防对方的，就是所谓的战略物资。冷战结束之后，世界即便没有大同，也和谐了无数倍。国家之间不再提防所谓战略物资，全球化才有了可能。但这次疫情使得世界上所有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突然强烈意识到了安全问题的紧迫性。在任何体系里面，无论是经济、金融、政治、军事，甚至工程，从来都有安全与效率之间的权衡。安全总是以效率为代价的。同样，效率总是以安全为代价的。追求效率时，必须不忽略安全。国家之间的关系，当然不例外，永远都是在安全和效率这对矛盾里。每个国家都要在安全和效率之间做权衡。
冷战结束之后，人们普遍认为安全程度大大提升，风险变得史无前例得小，甚至可以无需关心了。于是，全球化全面推动了效率。中国是这个过程中最大的受益者。但是，在疫情大爆发，和极为吃力地应对疫情时，发达国家普遍突然发现，如此富裕的社会，居然在最基本的物资方面被掣肘，它们意识到，安全的重要性超过效率。因此，过去贸易至上的全球化一定会有基本变化。
过去所谓的全球化的核心，是通过很长和非常细分的供应链，利用贸易，把比较优势推到极致。当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到比较优势、集中到贸易上的时候，背后有一个重要假设：不需要担心贸易会成为别人阻碍你的一个手段，成为战略上使你脆弱的一个方面。当不需要这方面的担心，当认为一切都是安全时，就可以依赖贸易，充分发挥比较优势。但是当人们发现，他们不得不关心贸易带来的脆弱性，自然就限制比较优势和贸易。
中国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国。保护中国自身利益，要求中国必须在外交上，与所有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保持友好。因为，只有在这个条件下，贸易的环境才有可能是安全的。中国目前在外贸上遇到的很多困难，并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不是单纯的贸易问题，而跟外交有关。前面说到，任何国家都必须在安全和效率之间寻找一个平衡，前提要保证安全，在安全的背景下寻求效率。外交关系到所有国家对安全的考量。
之所以强调发达国家，原因极为简单。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大部分技术上，不可能与发达国家分开。在外交上，跟发达国家是友好还是敌对的关系，决定了他们对安全的看法。这是核心问题。当外交上是友好和谐的关系时，人们不担心安全问题，放心追求效率，才有了中国曾经大大得利的那些年。但是，如果外交上表现出攻击性，表现敌意，变成战狼，就会迫使发达国家忧虑自身安全。而安全问题一旦认真考虑，往往会变成第一位重要。当对安全的考虑超过了效率，在贸易上，在对外投资上，在技术合作上，在方方面面，就都会收缩。这不仅关系到个别国家，而是整个发达国家的群体。不仅关系到发达国家的政府，而且是发达国家的企业。
如果我们关心贸易，关心政府能做什么帮助，在贸易方面，政府能做的最大的事情，就是在外交上，尽力跟所有发达国家保持友好关系，而不是敌对关系。这不仅必须是政府的外交原则，也关系到全体民众。如果很多民众仇视发达国家，在网络大量散布仇外的情绪，散布假新闻，外企，外国的企业家、高管、工程师，当然会觉得不安全。大环境不是企业自己能定的。企业能做的就是认清实际发生的是什么，然后决定自己的策略。
说到经济脱钩的问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体量特别大，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利益特别多，因此他们不得不在中国运作。因此，可以利用这点，要他们让利。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误解。误解的基础就是安全和效率问题的关系。在没有安全问题时，贸易互利，大发展。但是，在经济和商业上，只要安全问题出现了，人们首先关心的一定是安全，其次才是利润。当人们在安全上有很严重的顾虑，利润就变得次要。所谓脱钩，就是为了避险，为了躲开不安全的地方。当发达国家的企业和政府感到风险相当大，就会有相当一些企业离开中国。
有一种说法认为跨国公司出于多元化的考虑撤出中国。而所谓的多元化，在现在这个背景下，主要是为了安全，为了分散风险。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外资普遍感到中国安全，因此，在过去十几年里，中国吸引外资是全球最多的。但当人们一旦开始关心安全，整个的衡量标准就会发生变化。
单纯强调中国的运作环境是最好的，所以外企不会走，也是一种误解。道理与前面讲的相同。所谓环境好，通常指的是效率那一面。但是许多外资企业抱怨过的，若用强制的办法要求他们把知识产权交出来，他们感到不安全。这一层面的不安全，加上其他层面的不安全，叠加在一起，最终使得很多外企可能会要转移到其他更安全的国家。
现在各国政府，尤其是发达国家政府，都在大规模撒钱救市，那么将来怎么退出呢？在不同的制度下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不一样的。现在大规模的救济主体发生在发达国家，都是民主制度的国家。在这些国家里，因为是民选政府，如此最重大的事情，最终是由全国的选民们自己决定和承担。政府的开支和收入，最终是由民选的议会决定的，怎么退出也是由议会来最后决定。
在财政上，最常见的方式是政府发债券，相当于向现在的人借钱，将来再还上。现在政府为了应急，大规模地把钱送给大家，等到情况有所好转，政府会反过来再跟大家借钱，把那个赤字用借来的钱补上。大家购买政府债券，将来政府再慢慢把钱还给大家。这会是非常大的一部分。
当国家没有能力，靠国债来弥补赤字时，在不得已的时候，就会发生通货膨胀。这是一个不舒服的办法。如今经济科学已经足够发达，经验也足够丰富，没有经济学家会建议用通货膨胀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但是在不得已的时候，比如国债卖不掉，国债不能解决问题，那就很糟了。一般来说，我们可以预计发达国家出现恶性通货膨胀的可能性不是特别大。但是在一些不发达国家有可能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