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传统企业越来越关注企业效率的提升，注重对数据的分析和利用，并充分发挥数据价值实现与业务的深度融合，助推企业实现效益最大化。因此，无论是过去的电商企业、还是传统企业，大家都一致将企业未来对标向今天的原生互联网企业，企业数字化转型以成为了一个不可逆的大趋势。
据2019年Gartner发布的调研数据了解，当前33%的企业数字化成熟度达到成熟阶段，相比2018年翻了一倍。Gartner认为，2019年企业数字化的成熟度迎来了一个爆发点。
随着5G、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混合云等新型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企业如何在复杂环境中实现数字化转型，成为了当下每个企业转型变革的重要课题。
与此同时，数字化转型也已成为企业决策层不得不面对的使命。企业决策层在整个数字化转型中起到的作用也愈发突出，数字化转型一定是“一把手工程”的观点，也已在大量转型实践中得到了有效验证。那么，“当下，企业决策层是否为数字化转型的最大阻碍？”，这一话题也在业内被广泛探讨。
「首席数字官」采访了解到，当前进行数字化转型的一部分业内人士称，决策层作为企业战略操盘舵手，对数字化转型战略的定位、认知、以及战略制定，起着生死攸关的作用，如果有认知不足、定位偏差、不作为等任何现象出现，都将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最大障碍。然而也有很大一部分企业当前数字化转型前景十分明朗，其决策层对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大量的资源保障，其管理层和执行层对企业决策层的战略定位表示一致认同。他们认为，无论企业决策层能否为企业制定更好的数字化战略，决策层本身都将不会构成企业转型的最大阻碍，相反，决策层才是企业数字化转型最重要的资源和保障。
那么“企业决策层是否为数字化转型的最大阻碍呢？”业内人士都是如何认知的？他们的认知与二元对立的观点是否能够为今天企业数字化转型带来更多启发？
2019中国数字企业峰会辩论赛现场
图片来源：首席数字官
「首席数字官」结合于2019年7月4-6日于黄山市举办的“2019中国数字企业峰会”上基于该辩题展开的现场辩论赛内容，以及采访调研中集合的理论依据进行了观点和发现的整理。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业内人士究竟是如何看待这一话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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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决策层一定是数字化转型的最大阻碍
决策层一定是数字化转型的最大阻碍。我们通常如何定义决策层？决策层是负责确定组织目标、纲领和实施方案，进行宏观控制的实权机关，把握着企业的生存发展命脉。
因此数字化转型对决策层带来的首个要求是决策层需具备数字化思维，以及能够从IT视角思考问题，由数字化思维制定数字化决策，直到实现企业的数字化管理变革。
但就今天我国各企业、政府在进行数字化转型时，我们均能找到来自决策层在“数字化思维认知”和“数字化决策制定”中存在的局限性、偏差甚至是错误指令。
以央企数字化转型为例：央企作为数字化转型队伍中的一大组成部分，今天央企决策层如何通过数字化转型实现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如何实现新旧动力的转化？这些均是决策层在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时首要思考的问题。
据了解，2019年初国资委曾要求每家央企提交“央企一把手谈数字化转型”报告，但半年过去，已提交报告的数量和质量却并不理想。因为大多数央企决策层尚未对数字化转型有清晰的认识和理解，企业战略和业务层面也尚未梳理出清晰的目标和路径，因此，此项报告大多只得依靠CIO和信息化机构起草，导致站位不高、难以体现企业完整的思路；或者转由办公室撰写，往往显得不够专业，成为空洞的文字性创作。
其次，在「首席数字官」近半年的采访调研中发现，不少管理层反馈企业的信息化部或IT部门与决策层之间存在数字鸿沟。在企业数字化转型中，许多传统企业的决策者并未看到数字化转型的未来在哪里，因此导致企业管理层在工作中表现十分焦虑，严重影响数字化转型的推进与落地。
除因决策层对数字化转型认知局限导致企业整体焦虑和迷茫之外，今天更有管理层反应因决策层的数字化认知局限导致制定错吴决策，因而造成企业工作效率底下、发展落后且存在高风险等情况。
以「首席数字官」了解的疫苗追溯案例为例。今天我国绝大多数疫苗接种点的终端冰箱和冰柜没有任何信息化功能，冰箱和冰柜在储存疫苗样本时的恒温环境无法得到精准保障，其温度监测仍然采用每小时人工使用温度计测量方式。然而对于企业IT来讲，在一个价值2000元左右的冰箱内进行一些信息化功能内的建设保障存放样本的精准恒温并非难事，但在IT人员将此情况反馈于决策层时却被回拒，并告知企业并不需要此类需求。由此可见决策层的信息化、数字化思维局限已对业务发展造成严重阻碍，其数字化决策的不作为也很可能为企业、以及用户造成严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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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决策层不是数字化转型的最大阻碍
还有一部分人士认为，决策层并不是数字化转型的最大阻碍。数字化转型的效果差，其中一部分原因是来源于企业决策层对数字化转型的认知不足所导致，但这并非完全能够说明决策层就一定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最大阻碍。
那么什么才是数字化转型的最大阻碍呢？
随着我国数字化转型的不断深入，近些年「首席数字官」在持续关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对大量企业的CXO进行了采访，其中绝大部分接受采访的企业高层为CIO和CEO，其中CIO的占比更大。
从CIO的定义来看，CIO全称为首席信息官，是负责公司信息技术和系统所有领域的高级官员。他们具备技术和业务两方面的知识，常常是将组织的技术调配战略与业务战略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最佳人选。
因此，在美国企业的CIO相当于副总经理直接对最高决策者负责，而在中国，今天的CIO在管理层中扮演的角色和地位也越来越重要。由此可见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CIO们才是应该利用自身跨业务和技术的专业能力去协助决策层解决问题的关键人物。而决策层在进行企业战略决策后，决策是否可行，期间需要企业提供哪些资源，面对企业如此复杂的转型环境，应该采用哪些合适的技术，引进哪些合适的人才、投入多少预算，如何推进项目落地等等，这些关键环节问题均需要CIO发挥其该有作用，同时也需要CIO从专业角度为企业决策层提供更多专业意见，发挥好企业数字化转型整体运作中的承上启下作用。
同样以央企的中海油公司为例，2018年6月，中海油负责人曾就企业未来数字化转型向全集团发起了“员工三问”：第一问，我们的石油还是不是重要资源；第二问：我们的企业运营是否是最有效的；第三问，未来我们企业的运营模式怎样才能实现世界最优。但一年过去了，集团的数字化转型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这种情况说明，传统企业受制与观念、体制、体量和专业等众多复杂问题影响，并非决策者能够简单地依靠个人理念和力量就能推动如此重大的变革。
今天，我国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对标企业更多的是原生数字化企业，但企业从制定数字化战略到项目落地这一过程与原生互联网企业的战略落地又有着巨大的差异，因此数字化转型是否能够取得企业既定的效果才是传统企业真正关注的问题。而在这一过程当中，CIO如何找到适合企业转型发展的数字化解决方案尤为重要。同时「首席数字官」还发现，今天部分企业CIO将更多的视角定位在一切业务数字化，并未意识到真正的数字化转型是解决一切数据业务化的范畴。
其次，我们再就中海油的案例探讨发现，决策层恰恰是支持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最大保障。决策层主动地提出三个问题，同样也表明了企业决策层向管理层和执行层给出的数字化转型方向和告诫。
当一家企业的决策层将数字化转型确定为未企业的战略地位，企业将会动用各方资源帮助企业的管理层、执行层进行数字化转型的布局、实施和落地，没有决策层的支持，数字化转型就是一句空谈，对于一家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来讲，决策层非但不是阻碍，更加是数字化转型战略落地中的最大资源和最大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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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首席数字官」的三点发现
关于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两种辩论声音，「首席数字官」更希望业内人士客观看待。因为就“当下，企业决策层是否为数字化转型的最大阻碍？”这一问题，我们发现从不同角度思考其答案大不相同。但这样的观点对立并非没有意义，就对本中的各项辩论观点分析，我们可从中得出以下3点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结论总结。
结论1、数字化转型一定是“一把手工程”毫无疑问，决策层必须发挥其领航作用。
数字化与过去的信息化相比，其中最大的不同在于信息化的工作更多的是聚焦IT部门、信息化部门内部，远未达到企业战略地位。但数字化转型却是企业的战略决策，企业的IT部门、业务部门、甚至人事部门等均需要发挥集体力量支持企业实现这场数字化变革，而决策层则是整个变革的领航者，其管理层、执行层均需发挥其各自作用，任何环节的脱节都有可能导致转型的失败。
结论2、随着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不断深入，CIO的角色价值越来越大，他们天生具备了一定决策层无法看到的前瞻性眼光，起着十分重要的承上启下用作。
CIO作为精通IT技术和业务的跨行业复合型管理人才，通常更加容易接受到来自外界的各种信息，包括最前沿的科技信息以及来自乙方企业的信息。因此，关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方向和变革，CIO更容易在第一时间察觉，但企业董事长、董事会未必可能在这个阶段拥有此意识，因此，决策层是否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最大阻碍，其中一部分原因在于企业CIO和决策层在数字化意识形态上是否能够在最短时间内达成一致。
结论3、对CIO而言，数字化转型既提出了更高、更严格的要求，但这也是一次史无前例的机遇。
今天，在「首席数字官」采访的大量的我国企业CIO中了解到，大部分企业CIO是由原来企业的信息化部门负责人担任，部分由CDO、或其他岗位人才转化而成，而信息化部门负责人等更多的倾向于技术的专业，对企业业务的了解相对薄弱。如果将我国今天的此类CIO对标定义中的“首席信息官”的话，在综合能力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而就未来数字化转型的不断发展，企业对CIO提出的要求将更高、更加严格，但对于CIO职位本身来讲，这也是一次史无前例的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