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是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要任务之一。数字技术的应用，改变了传统的商业逻辑，为产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具体而言，产业数字化转型的价值维度体现在驱动产业效率提升、推动产业跨界融合、重构产业组织的竞争模式以及赋能产业升级四个方面。我国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效率提升是基本前提，跨界融合是必要条件，竞争模式重构促进了动力机制的构建，产业转型升级是根本目标。
关键词：产业数字化；产业升级；高质量发展
作者简介：肖旭，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经济所博士后、助理研究员；戚聿东，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问题研究”（13AJY012）。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数字经济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驱动力。数字经济的高速发展，为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带来新的契机。同时，产业数字化率的提高也将增强一国产业的全球竞争力。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是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任务之一。
产业数字化是传统产业利用数字技术对业务进行升级，进而提升生产的数量以及效率的过程。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和就业白皮书（2018年）》显示，2005~2017年，我国数字经济融合部分的总体规模从1.29万亿元增长至21万亿元，数字经济融合部分占GDP的比重也从7%增长至25.4%；2017年，我国数字经济融合部分就业人数达到1.6万亿人。随着我国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数字经济融合部分对于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不断提高。
数字技术的应用，改变了传统的商业逻辑，为产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充分认识产业数字化转型的价值维度，厘清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的理论逻辑，对于我国推动产业数字化进程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价值是以人的主观判断为依据，评价客体对于主体现实需要的满足。马克思曾指出，“‘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对于价值的理解，需要明确主体现实需要、客体以及满足三个基本概念。
主体现实需要，既可以是个体的需要，也可以是整体的需要。其中，整体的需要即社会的需要、国家的需要，它是个体需要的集合。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实现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是化解主要矛盾的根本途径。产业发展是经济建设的核心，实现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也是化解主要矛盾的重要工作之一。
客体是在主体之外存在的事物，是与主体相对应的存在。主体的现实需要衍生出其与客体之间的连接，客体对主体现实需要的满足则形成了其与主体之间的对应。
满足是客体与主体现实需要之间相互影响的过程。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使主体产生了对更高目标的追求，主体现实需要对客体提出了新的要求。在传统模式难以为继的情形下，新客体的出现往往能够带来新契机，而其自身的发展也带动了主体现实需要的升级。技术是产业发展的基础，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对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传统要素驱动乏力的背景下，数字技术的应用为产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同时，数字技术本身的改进能够更好地推动产业发展。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发现，产业数字化转型的主体现实需要是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客体是数字技术。产业数字化转型的价值维度是指数字技术对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价值影响。从理论上讲，产业发展涉及产业效率、产业组织、产业竞争等多个方面，数字技术对产业发展的价值影响也是多方面的。接下来本文从产业效率提升、产业跨界融合、重构产业组织的竞争模式、赋能产业升级四方面分析产业数字化转型的价值维度，揭示数字技术应用对于传统产业升级的影响机理。
人类文明中的历次工业革命都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大幅提升，最直接的表现是生产效率的提升。面对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状况，提升产业效率是我国解决好供需失衡进而实现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前提。
数字经济的发展，增强了数据的资源属性。数据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不断凸显，成为核心的生产要素。互联网应用扩张夯实了信息基础，将传统的决策模式从“人与信息对话”导向“人与数据对话”，并且试图实现“数据与数据对话”。数字技术在企业经营中的作用不再仅仅局限于辅助性角色，而是变得更加具有战略性价值。
企业增加对数字技术的投资有助于扩大数字溢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根据华为公司和牛津经济研究院的测算结果，过去30年中，数字投资对GDP增长的边际贡献率达到20倍，而非数字投资的边际贡献率仅为3倍。除对GDP增长的直接贡献外，数字投资还在业务协同、产业融合、要素配置、创新升级等方面创造了广泛的间接收益。
技术的升级带来协作方式的改变，推动生产效率的提升。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完善，企业在数据获取、存储、分析等方面的能力均得以增强，并且创造了可观的销售业绩。在数字化管理以及资产组合管理等方面，创新能力强的企业普遍表现出更为积极的姿态。数字化转型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效率，进而驱动产业效率的升级。根据埃森哲的研究数据，过去3年中，数字化转型领先企业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营收复合增长率高达14.3%，其他企业的营收复合增长率仅为2.6%；过去1年中，数字化转型领先企业的销售利润率为12.7%，其他企业的营收复合增长率仅为5.2%。
埃森哲发布的2018财年公告中指出，企业数字化业务的净收入达到230亿美元，同比增长25%，占全部收入的60%，预计2019年比重将继续增加。得益于数字化转型对业务效率的改进，2017年华为业务的销售收入高达549亿元，同比增长35.1%，其中数字化业务占比接近10%。
数据存储量的增加，有助于强化数据分析对经营决策的支持。在海量数据的基础上，企业通过不断修正数据模型的精确度，提高分析结果与现实场景之间的匹配程度。一方面，数据的价值体现在企业内部对程序性业务的优化。经过长期发展，程序性业务均有较为完善的流程与模式，由计算机进行智能化运营。脱离人工操作，有利于降低人工失误所造成的信息误差，进而实现业务效率的大幅提升。另一方面，企业通过对数据进行实时分析能够对业务流程进行全面而系统的监督，及时发现经营过程中的异常及隐患。同时，企业可以通过数据挖掘发现价值流程中的低效以及冗余环节，重组价值链条，改善用户体验。波士顿咨询公司对实施数字化转型的100多家欧美企业进行调研后发现，2002～2016年，这些企业的业务流程、决策审批、业务沟通等程序性业务效率提高了50%~350%。以相机产业为例，电子传感器以及数字化存储技术的应用，实现了光学影像向电子数据的格式转变，消除了传统的化学处理流程，缩短了成像时间，节省了用户的成本支出，促进了整个产业的效率提升。不过，就非程序性业务而言，其解决之道仍然要遵循经典理论和主观经验，其中创造性思维将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而这是数字技术在当前所不具备的能力。
数字化转型对产业效率的提升还体现为信息处理的智能化、定制化。互联网提高了企业对市场信息的获取能力，也增强了企业对信息的即时价值的捕捉。然而，信息量的爆炸式增长也带来了信息过载。为了从大量信息中检索出真正有价值的部分，企业不得不投入大量的成本，这也降低了对信息使用的效率。实现信息的高效获取，降低信息处理的复杂性，有助于提升企业业务效率。大数据技术为信息筛选提供了技术支持，但是仍然依赖于人工操作，存在一定局限。数字技术的应用则能够实现对信息检索的智能化、定制化。企业通过建立数据科学模型，模仿人脑机制对信息进行智能化甄别、筛选、解释，能够保障信息的高效供给。这个过程完全建立于预设的算法逻辑之上，赋予机器常识，克服了由个人的“有限理性”和“理性无知”对分析结果产生的主观性影响。
在企业理论中，企业作为产业组织的基本单位，是一个封闭型组织。企业边界决定了企业的经营范围，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生产要素在市场上的流通。与其他生产要素相比，数据具有更深度、更广度的融合能力，为企业的跨界发展奠定了基础。利用数字技术实现跨界融合，增加生产要素获取，减少交易成本，是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
交易成本是影响企业边界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数字经济下，数字技术的应用降低了交易成本，进一步促进了企业之间在线上与线下的合作，为企业从组织外部获得要素资源创造了条件。具体而言，数字技术对交易成本的降低主要体现在三方面：第一，数字技术激活了闲置资产，放松了资产专用性的约束。在传统的产业体系下，要素闲置是制约产业发展的影响因素之一。借助数字技术，企业之间实现对闲置要素的共享，间接地增加了要素供给，即通过促进存量调整，缓解增量供给的压力。美国Airbnb公司在租房者与房主之间建立起数字化连接，提高了房屋租赁供求的匹配效率，并且利用增强现实以及虚拟现实等数字技术保障房源信息的真实性，进一步提高租房者与房主之间的信息对称度。同时，这种住宿共享模式，也有助于降低全球能源的消耗。第二，进一步降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信息化增加了企业之间的信息连接，但是线下资产信息仍然属于网络盲区。物联网、移动互联网、AR/VR等数字技术的应用，将线下资产进行数字化处理后，实现线上的完整呈现。资产信息的变动也将以数据的形式，进行线上传递。第三，数字技术实现信息的实时获取，有助于降低产业发展所面临的不确定性，避免产能过剩。企业利用数字技术可以实时获得用户信息，及时了解用户需求的变化，并且通过线上促销等方式预测商品的价格区间。另外，企业也可以根据用户需求进行定制化批量生产，减少前期的无效投资以及库存积压，形成物流、信息流和价值流之间的协同。
对用户需求能否给予即时响应，决定了企业是否能够在市场中占得先机。然而，由用户需求所衍生出的一系列业务活动并非能由任何一家企业独立完成。现代商业环境是实体之间相互依赖形成的网络，他们相互连接以创建和获取价值。企业之间通过建立数字化连接，促进数据的实时共享，实现业务无缝化衔接，提高响应速度，成为企业发展的新引擎。波士顿咨询公司的调研结果显示，在过去的4年中，企业之间建立的数字化合作数量增加了大约60%，而这一数字还会继续上升。数字化合作不仅可以在上下游企业之间建立，而且可以发生在跨行业的企业之间。数字化连接打破了传统边界对于企业发展的束缚，促进了企业之间的数据共享，也推动了产业之间的跨界融合，有助于形成数字化生态。维基百科将数字化生态定义为：一种分布式、适应性、开放的社会技术系统，具有自组织、可扩展性和可持续性的特点。产业生态是由多边合作伙伴组成，通过多方之间的协作，实现共同的价值主张。
在数字经济下，产业组织的基本单位不再是企业，而是企业之间以用户价值为出发点建立合作关系而形成的数字化生态。数字技术的发展，使得企业不再仅仅将数字化生态视作提高效率的工具，而是实现自身发展的模式。数字化生态聚焦于用户的现实需求，通过引入众多的参与者不断增加产品的附加价值，为用户提供更为优质的体验，其所创造的价值也超出了任何一家企业的能力。信息产品的特点是高固定成本和低边际成本，这种成本结构为规模经济的产生创造了条件。由于绝大多数固定成本都转变为了沉没成本，通过增加信息产品的使用频率降低平均成本并创造更多的价值，成为企业经营的主要目标。网络经济具有极强的外部性，随着参与者数量的增加，网络价值将呈现指数级增长。因此，参与者数量的增多有助于促进用户价值的供给，提升产业生态的活力，形成数字化生态的规模经济。
数字化生态能够满足用户的碎片化需求，凸显“长尾效应”，参与者之间合作所产生的网络协同可进一步提高用户粘性。用户借助数字技术可以摆脱单个企业供给产品的约束，在数字化生态提供的产品性能中进行自主选择，并且决定如何组合这些性能。随着用户需求日益多元化、个性化，参与者业务的多样性成为增加用户价值、提升数字化生态活力的另一个关键因素。
完整的数字化生态包括创造用户价值所需要的基本业务活动，以及实现用户价值传递和维护的其他辅助活动。活动类型的划分也决定了参与者在生态中的角色差异。根据Adner的分析，产业生态中包括核心企业和辅助者两类角色，核心企业通过在系统内部开放生产要素和知识产权等资源的方式建立合作关系，具有引导价值创造以及决定要素分配的主导地位，并且要承受生态运行中的各项风险，而辅助者则要遵循核心企业的引导、承担相应的业务职责。在这种以核心企业为主导、多个辅助者共同参与的生态模式下，辅助者创造了碎片化的价值，核心企业扮演起连接用户、整合碎片化价值以及价值供给的角色。在创造用户价值的系统目标下，每个参与者作为子系统除了要扮演好自身的业务角色外，还需要加强与其他参与者之间业务的协同，形成价值创造的范围经济。参与者自身的业务能力、同质企业之间的业务协同以及异质企业之间的业务衔接共同决定了数字化生态是否能够高效地实现用户价值的创造、传递和维护。
竞争机制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动力。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企业之间建立的虚拟连接打破了物理环境对企业发展的约束，不仅创造了跨界发展的新机遇，而且消除了传统的行业壁垒对潜在进入者的抵御，企业不得不面临来自其他领域的更为激烈的竞争。数字化转型将重构产业组织的竞争模式，进而构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机制。
产业数字化转型降低了信息不对称对要素流通的约束，大数据能够提供更多的质量信号。要素将在质量信号的引导下向能够高效创造用户价值的领域集中，数字化生态的战略导向转变为优化用户价值的供给质量和供给效率。在数字经济下，用户价值成为引导生产要素配置的核心指标，依托商业生态圈的竞争方式成为新潮流。信息技术显著降低了协作成本，培育或参与生态体系成为企业在产业组织中发展的现实选择，构建在用户价值供给方面的比较优势成为产业组织竞争的主要维度。传统产业边界被打破进一步加快了要素流通的速度，竞争机制将促进产业组织内部要素配置的优化，实现整个生态的效率升级。数字化生态之间的竞争关系将发生在产业组织内部的生态之间、生态内部的参与者之间以及产业组织内部的生态与产业组织外部的生态之间。
针对同一用户价值，产业组织内部将出现多个数字化生态，这些生态之间形成直接的竞争关系。作为数字化生态的枢纽，核心企业扮演着关键角色。从本质上讲，生态之间的竞争也是核心企业之间的竞争，核心企业在用户连接、碎片化价值整合、价值供给上的综合能力决定了生态的竞争优势。第一，在用户连接上更有优势的核心企业能够采集丰富的用户数据，在数据的规模以及维度上获得有力保障，为用户行为的归纳、分析、预测提供良好的基础。第二，核心企业不仅要尝试连接更多用户，而且要吸引更多的参与者加入生态中，增加生态的规模和多样性，增加碎片化价值创造的能力和范围。第三，能够按照用户需求对辅助者创造的碎片化价值进行高效整合的核心企业，将为用户创造个性化的价值。第四，能够实现用户价值快捷供给的核心企业，为用户带来创造时间和空间的价值。科学管理革命兴起以来，时间管理始终是管理实务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亨利·福特于20世纪初推出的流水线生产模式减少了生产制造的时间，以数字技术为基础所建立的数字化生态网络将进一步节约产品供给的时间。交通、通信等技术的进步则放松了空间约束。2017年以来，阿里巴巴通过整合支付宝、银泰百货、饿了么、天猫超市、高德地图、盒马等参与者，搭建了线上线下融合的新零售供给体系，引领物流的供给保障进入“分钟级时代”，建立“三公里理想生活圈”，为用户创造了产品供给的时空价值。在生态之间的竞争中，辅助者的作用表现为碎片化价值创造的效率以及与其他参与者之间的协同。
产业组织的竞争还发生在生态内部的参与者之间。为了增强数字化生态本身的竞争优势，生态内部还需要不断地进行自我升级，升级的过程中同样也存在着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就核心企业而言，维持核心地位的关键在于扩大用户连接和获取用户数据，在价值端和供给端之间发挥核心枢纽的作用。同时，为了保障价值的高效供给，核心企业还需要不断更新生态内部所共享的重要技术，促进参与者创造碎片化价值以及业务之间的协同。核心企业主导着生态内部的要素配置，而在价值供给和技术共享两个方面更具优势的参与者才能成为生态的核心企业。就辅助者而言，在核心企业的引导下创造能够满足用户预期的碎片化价值并且与其他参与者之间实现业务的高效协同，是培育竞争优势的关键，而在这两个方面表现低效或者无效的辅助者必然会被其他更为高效的辅助者所替代。
数字化连接打破了传统的产业边界，也降低了产业进入壁垒，产业组织内部的参与者将面临更多来自外部的竞争压力。随着用户价值成为生态运行的核心维度，规模经济、技术优势、沉没成本等进入壁垒的作用被削弱，尝试通过横向和纵向的一体化降低协作成本的战略逐渐被替代，跨界合作成为产业组织发展的常态。在数字经济下，用户响应是企业实现生存和发展的重要价值观。通过整合价值链、供应链、产业链而建立高效的价值网络，实现价值创造、价值传递和协同、价值交付成为企业抵御潜在进入者的竞争策略。在跨界互联的战略思路下，以百度、阿里巴巴、腾讯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通过跨界整合建立商业生态，不断扩大业务范围，对传统企业形成了较大冲击。面对互联网企业的崛起，传统企业要通过数字化转型和增强价值供给以巩固市场地位。
2014年以来，我国经济进入中速增长期，面临“产能过剩”和“供给缺口”的结构性问题，推动产业升级是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面对数字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机遇，应通过数字化转型赋能产业组织升级，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转型。
数字化转型在驱动产业效率提升的同时，改变了传统产业的经营理念，为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方案。产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产业跨界融合，加快了要素流通，促进了要素配置的优化，倒逼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进而推动产业技术升级。另外，数字化转型重构了产业组织的竞争模式，增强了竞争机制，有助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促进收益公平分配、推动产业组织持续优化。产业升级的本质在于企业生产力和市场竞争力的提升，数字化转型赋能产业组织升级体现在实现以用户价值为导向、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加产品的附加价值以及促进现代产业体系的培育等方面。
（一）数字化转型实现以用户价值为导向
数字技术不仅增强了企业之间的连接，而且促进了用户与企业之间的互动。在传统生产关系中，用户一直被视为被动接受者，缺乏对产品设计的话语权。数字技术的应用有助于实现用户深度参与产品的设计与生产，赋予用户对产品的自主选择权，这也使得市场力量从供给端转移到需求端。用户可参与到企业的生产活动中，获得个性化的产品供给。这也提高了供需之间的连接和匹配，明确了产品制造和创新的方向，有助于降低企业的试错成本，进一步破除低效、无效供给。由于用户需求具有多文化特征，企业可以聚焦于某一类特定产品的供给和迭代，强化竞争优势，提高供给效率。在新的生产关系下，用户价值成为影响产业发展的核心力量。数字技术为用户与企业建立了实时互动和反馈的价值连接，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效率。通过数字化连接，企业实现了对用户价值的洞察导向和敏捷反应，进而改善了用户体验。
企业对用户数据的实时分析，有助于企业快速把握用户需求的变化并作出合理应对。在数字经济下，发现市场缺口并且快速供给，是企业建立竞争优势、增加用户粘性的关键。用户在体验过程中所产生的海量数据为产品的迭代升级以及用户价值的增加提供了支撑，用户群体的扩大为产品创新带来了规模经济效应。企业对每一个市场机遇的把握，都会延伸出多个新的机遇。与升级既有产品相比，发现新机遇能够创造更多的价值。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经营产生了实质性影响，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商业模式。
随着企业经营的重心从供给侧转向需求端，传统的大规模生产模式逐渐被个性化定制的批量生产模式所替代。用户端的价值流通过数字化连接实时影响企业物质流的调度以及生产活动，降低了运营成本，也提高了库存管理的效率。其中，人工智能的应用加快了信息流的传递，在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通过需求端倒逼供给侧的品质提升，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升级，这与我国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思路不谋而合。另外，企业之间基于数字化连接实现对闲置资产的共享，为过剩产能的化解提供了解决方案。
（二）数字化转型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用户数据的积累为企业发掘和探索用户价值以及判断竞争对手的行为奠定了基础。企业通过对用户数据的分析，有助于增强对市场趋势的预测能力，提高创新产出。在大数据思维下，数据量的大小对于预测产生直接影响。但是，也要意识到，单一数据源仅能够提供有限的数据价值，数据的多源有利于降低处理结果的误差，数据的多维则扩大了分析的视角。因此，数据的体量、多源、多维是充分发挥数据价值的前提。为了满足以上三个前提，数字化生态内部需要加强数据的流通和开源。为了保障生态内部数据处理能力的均衡，技术协议和算法也要实现共享，促进参与者之间的技术协同。所有参与者都需要拥有对技术和算法进行升级的权限和意识，共同促进整个生态的技术能力不断提高。
在机器算法分析结果的引导下，以土地、资本、劳动为代表的传统生产要素将向能够高效创造用户价值的领域集中。同时，计算机将根据实时采集的数据不断修正分析的结果，及时给予反馈，在第一时间对生产要素的配置进行调整和优化。人工智能的应用替代了程序性业务中的劳动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劳动力价值的消失。企业可以通过在职培训、再教育等方式提高劳动力技能，将劳动力配置到非程序性业务的处理流程当中。由于人工智能只能够根据已有数据进行分析，因而在机器理性中无法对组织战略进行解读，并且难以根据重要性对组织活动进行排序。基于机器算法进行的资源配置均具有显著的时效性，过分依赖机器常识将使得组织陷入战略困境。受到既定程序的约束，人工智能对异常信号的判断会出现偏误，增加不必要的管理成本。将劳动力向非程序性业务集中，将更好地发挥主观意识在处理应急性事件方面的优势，提高组织的创新能力。
作为核心生产要素，数据在驱动产业效率提升的同时，优化了传统生产要素的配置，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基于数据建立的人工智能替代了程序性业务中的劳动力，促使劳动力向非程序性业务领域配置，有利于更好地发挥主观意识的优势。
（三）数字化转型增加产品的附加价值
创新是企业建立竞争优势的关键，也是促进产业创新升级的重要驱动力。数字化转型倒逼产品的快速供给，对创新的速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硬件设施的创新通常需要较长的周期，难以满足数字经济下的创新要求。随着用户对个性化体验的需求逐渐增加，通过软件业务的改进，增加价值供给，成为企业实现创新的新思路。同时，软件业务升级所需要的周期短于硬件设施，更有利于企业把握新的市场机遇。
数字化转型增强了用户与企业之间的连接，促进了共创体验。共创体验是用户与企业之间以多种渠道、选择、交易和价格-体验关系为基础共创价值的过程，克服了传统商业模式下用户在交换活动中的被动性。用户参与度的提升，不仅使企业从繁琐的规章中摆脱出来，而且为企业的创新活动提供了指引，促进了共创体验的个性化。数字化连接实现了用户与企业之间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进行一对一的互动，帮助用户获得个性化体验。互动频率的提高也有利于企业更加精确地把握用户的需求走势，而在互动中所产生的数据则能促进企业不断升级产品和服务，提高产品的附加价值。数字化转型推动了制造业服务化以及现代制造服务业的发展，对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增强制造业自主创新能力都具有重要意义。
（四）数字化转型促进现代产业体系的培育
我国的现行产业体系中的传统产业一部分已逐渐步入成熟期，一部分进入衰退阶段，当前面临着如何跳出产业体系的结构性陷阱的挑战。加强创新引导，培育现代产业体系，是走出结构性陷阱的唯一路径。以用户价值为起点，在竞争机制的作用下，基于数字技术而形成的产业价值链将对产业组织进行系统性重构，在动态演化的进程中实现产业技术不断升级，为我国产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奠定基础。
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推动产业对外开放，促进我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长期以来，我国产业体系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一直处于中低端，缺乏竞争力。当前，以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正在重构全球价值链。面对发达国家在核心技术、人才资源等方面的封锁，我国企业应该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的机遇，利用数字化连接整合全球资源，发展数字化业务以及重大技术，加快数字技术在现实场景中的商业化应用，推动产业合作网络、产业链与价值链的创新组合，建立新的比较优势，实现产业发展的乘数效应。
数字技术的发展为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基础，带动了产业数字化转型。产业数字化转型的价值维度体现在驱动产业效率提升、推动产业跨界融合、重构产业组织的竞争模式以及赋能产业升级四个方面。我国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效率提升是基本前提，跨界融合是必要条件，竞争模式重构促进了动力机制的构建，产业转型升级是根本目标。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就数字化推动传统产业升级，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进一步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增强数字基础设施服务的能力。在数字经济下，产业的发展取决于对数据的获取和利用的综合能力。投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扩大数据流通的范围，提高数据流通的效率，是我国把握数字经济机遇、实现“双轮驱动”的重要条件。但是，也要清晰地认识到，与美国、日本、英国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数字化水平仍然有待提高。根据麦肯锡发布的《数字中国：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新经济》报告，2013年美国的数字化水平高出我国4.9倍，到2016年缩小至3.7倍，其中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上的差距最为明显。我国应加强对关键技术设施的投资与建设，加快技术在商业领域应用落地，增强数字基础设施服务的能力，并且积极参与到全球技术标准和兼容性的制定中，为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培育技术优势。
第二，健全激励机制，探索协同治理模式，加强对数据安全的法规指引。企业之间在数字基础设施之上开展合作而形成的数字化生态，是数字经济的基本组织。健全对核心企业的激励机制，探索企业、社会、政府协同治理的模式，是培育数字化生态并且保障其稳定运行的基础。另外，数字化生态内部的数据融合增加了产权的模糊性，数据安全成为各类机构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我国应加快数据安全的立法工作，进一步明确各类机构的权利、责任、义务，提高用户数据的安全性，为建立数字中国提供有力支撑。
第三，推进规制改革，营造有利的制度环境。数字经济的发展，使得传统的反垄断规制已然无法适应数字经济的发展形势，在规制对象、规制目标、规制手段等方面均有待调整。通过反垄断规制创新，保障产业数字化转型的稳步推进，禁止排除、限制竞争的垄断行为，为抢占新一轮全球产业竞争的制高点营造有利的制度环境，是现阶段我国规制改革的重要方向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