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世界经济格局深刻变化及各种贸易力量再重组趋势愈演愈烈，我国理应利用G20及APEC等平台和机制争取更多话语权，与各国宏观经济与宏观政策积极沟通，推动WTO多边贸易体系建设和高标准的自贸区网络建设相结合，促进可持续增长的全球治理新格局加速形成。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由于全球贸易陷入低潮，10月我国新出口订单指数和进口指数分别只有49.2%和49.9%，均位于临界点之下，而新出口订单回落至49.2%，创下3月以来新低。再联想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分别下降2.3%和1.6%的结果，说明直到目前为止我国外贸进口、出口仍然还是负增长。这种长周期进出口持续萎缩的状况在我国外贸史上非常罕见。
今年以来全球70个经济体的货物贸易（出口总值占全球出口值的九成）同比继续下降5.6%。同时，在先前将2016年全球贸易量增速预期从3.9%下调至2.8%的基础上，日前WTO在最新的贸易展望报告中又将该指标再度下调至1.7%，并指出今年全球贸易增速将是连续第五年放缓，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糟糕的时期。
由于多哈回合推进的停滞与冷冻，世界主要经济体都纷纷选择寻求自由贸易协定（FTA）的双边或多边安排，目前在WTO备案的各种FTA多达277个，虽然任何一个FTA都会在本区域范围内产生贸易创造效应，如促进区域性资源的整合以及供应链的优化等，但这种“碎片化”的贸易模式势必引致贸易的大量转移及国际产业分工与合作链条的断裂。目前，欧盟是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紧跟其后的是美国与日本，其次是东盟与非洲国家。除了非洲少数国家外，其他经济体都在纷纷架构自己的FTA，因此，作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中国所遭遇的FTA贸易转移冲击无疑是最大的。
比FTA更具杀伤力的，还有徘徊在我国企业头顶上的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据商务部统计，今年以来，我国共遭受来自20个国家（地区）发起的85起贸易救济调查案件，涉案金额103亿美元，案件数量上升49%，涉案金额上升94%。而我国已连续12年成为遭遇全球反倾销最多的国家，连续10年成为遭遇全球反补贴最多的国家。在频繁使用关税与反倾销等传统贸易制裁手段的同时，为了避免贸易报复，就如同美国的“337”调查那样，不少国家还有意识将保护主义不断渗透到技术性贸易如法规、标准、政府采购与合格评定程序等措施之中，无形中抬高了我国企业对外贸易的门槛与成本。
面对超乎寻常的压力，我国显然需要通过高超的协调与应变智慧化险为夷。一方面，立足于国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企业必须坚定不移加大转型升级步伐，以创造出适应国际市场需求的供给体系，在开发外部市场上，除了稳步推进原有双边贸易协定和启动中英（英国）、中加（加拿大）新的FTA谈判外，基于彰显大国形象的需要，我国应将重点放在多边FTA的构建上，广泛扩充自己的“朋友圈”；一方面，要主动创造条件加快中、日、韩FTA的谈判进程，可能的话将三边商品贸易与投资纳入一个谈判篮子中；另一方面，加大推进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协商步伐，争取年底如期落地，在此基础上，谋求10+1的3.0升级版。鉴于中美投资协定（BIT）在TPP与RCEP之间可能发挥润滑剂作用并且有助于推动中国所倡导的亚太自贸区（FTAAP）设想，中国更应使出“洪荒之力”加快BIT的早日达成，借此还可以寻求向BITT(《双边投资和贸易协定》)方向平滑的机会，进而迈出中美自贸协定的步伐。
值得注意的是，在货物贸易存在巨大顺差的同时，我国服务贸易一直存在着显著逆差，我国服务贸易额目前贸易占比仅为7.2%，比全球平均水平低近15个百分点。同时，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报告，过去4年中全球服务贸易以高出货物贸易3至5倍的年均速度增长，高于世界GDP增速。因此，无论是为了平衡商品贸易账户，还是规避贸易摩擦以及提升出口层级，我国都有必要进一步加大服务贸易的比重。
按商务部发布的商务发展“十三五”规划，到2020年我国服务贸易要超过1万亿美元，年均增长10%左右。为此，需要在国内加大服务业的开放力度，消除垄断的同时放松各种不必要的规制，为社会资本释放更大的腾挪空间；同时在国内各个自由贸易区继续探索“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准入前国民待遇”的开放模式，打破开业权、人员移动、技术性等服务贸易壁垒。而在服务业半径的对外延伸上，要发展一般服务贸易、离岸服务外包、边境服务贸易和境外分支机构服务销售，不断创新我国服务贸易发展方式；同时须重点加大创新边境服务贸易政策力度，利用边境地区毗邻相关国家和地区的优势，发展在旅游、分销、医疗保健、娱乐等领域的“飞地型”服务贸易。与此同时，要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重点，加快推进带路沿线油气管道、电网、信息网等关键基础设施“无缝衔接”，打通在陆上、海上、空中的贸易流、物流、人流、信息流通道。
